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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莎呦娜啦，再見》 |
這篇小說寫於1973年，描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二十多年的台灣知識份子，面對歷史時是否忠於自我的拉扯與矛盾、面對龐大體制時的無能為力與嘲諷、喋喋不休的自我掙扎、以笑容承擔的荒謬感受。這樣的人物，時常令我想起閱讀俄國19世紀（果戈里）與20世紀（杜斯妥也夫斯基）等文學時的人物形象，然而，小說中的黃君相較於俄國文學中的沒落知識份子、多餘人，在自我質疑的痛苦、因民族意識而向外攻伐、並也因此向內砥礪與抱愧等方面，顯得較為和緩與節制，其中亦不乏存在著細膩的寬容與同情，例如在妓院時，黃君對著像他得意獻出印度神油的日本人，感到「他們這些笑容，就像都是靠因度神遊和其他藥物支撐起來的」，他看得見隱含在嬉笑與輕浮之間，衰老的悲哀正時時以生理上的無能（性功能的減弱）提醒著這些日本老人。又例如末段黃君藉由翻譯的話語權，引起日本人的內疚情緒時，適時的節制：「我想也可以了。⋯⋯不用我再深究，只要我這麼一提醒，凡是有點人性，有點良心的人，就夠他們受的了。」
【自我疏離感】
其中，黃君的自我疏離感在黃春明的筆下有深刻的描繪：「要不是我有小丑那一套內外融而不為一的功夫，我相信我承受不了這種交戰的痛苦。」自我疏離造成的分裂感受，以及因著分裂感受而來的距離，使得黃君身處其中，亦能夠保有一定程度的清醒，宛若有另一個他，不動聲色、沈默無聲地凝視著不誠實的自己。然而，有時這份清醒「使我（黃君）不敢向對自己。越不敢面對自己，又逃脫不掉，所以內心裡面的焦灼，痛苦得叫我猛跳起來。」正是這樣必須藉由疏離保有清醒，亦受清醒折磨的心境，令他感到自己活像是一位孤獨的長跑者，「一路受身體和精神的折磨，慢慢地，終於跑到泥醉與空白的終點。」
【旁觀的在場與缺席】
黃君與日本人之間的交談，在有意識、無意識的互相羞辱之中，產生了張力與趣味，趣味中深藏的其實是黃君的悵惘與悲哀。「翻譯者」的角色在其中更顯得無法忽略，黃君在妓院中，漸漸陷入翻譯時的背叛與創造樂趣之中，他藉由翻譯掌握了說話的權力，宛若操縱著木偶的偶戲師（這令我想起一部電影《變腦》），從中感受著控制的快感，並藉此展露對日本人民族主義式的羞辱（如同他自己所說：「民族意識的覺醒。」）。然而，這樣的羞辱是不是有效的？抑或只是黃君自我抒發的一時快意？
當日本人初抵妓院時，黃君以農村社會中看守交媾中的豬隻的孤獨老人自比，並認為自己不如這些能夠在觀看交媾過程時獲得欣慰與愉悅老人（「如果說牽豬哥能賺到高興，我這樣又賺到什麼？」）。黃君亦是性愛場合中的旁觀者，猶如他翻譯者的角色，呈現既缺席、亦在場的雙重特質（自我疏離感亦有類似的作用），黃君在性愛場合中的旁觀感到屈辱、異國情趣等複雜情緒的混雜，而在翻譯角色中的旁觀，則讓他獲致了掌握話語的權力，卻也存在著此種權力是否有效的無力之感。在末段與台大學生的交談中，經過翻譯的話語真正在日人與台灣學生上產生了作用，這樣的無力之感才得以解消。
【民族主義詮釋的極限與辯證】
小說中充斥著民族主義的詞彙、意識形態的語言（諸如「抗戰」、「侵華戰爭」等），民族主義更成為了堅實的基底。當我閱讀到中段的部分，黃春明對於人性的體察令我感到無以名之的敬佩，對我來說，這篇小說描寫著信奉民族主義知識份子的心境與處境，亦描寫當時並未與西方國家與時並進，進行對民族主義的反思的台灣社會，即便如此，黃春明依舊透過書寫，述說出許多民族主義的詮釋方式遭遇困境的時刻。
其中一個例子是這樣的：當黃君在車內與來訪的日本人聊起特拉維夫恐懼症時，表面上，黃君並不直接批判這些日本人作為「純粹的人」的存在，而利用了民族內部自我構建的聯繫（想像的共同體），使對方受內疚而坐立不安。而日本人的回應中，亦摻雜了世代間的誤解與隔離（「日本今天的年輕人，也實在太無法無天了。」），以及中年甚至於老年男子對於過往的追憶，這些實質上超出了民族主義詮釋界線的情感，又在黃君內心的話語中，轉變為民族主義的註腳（「老一輩的日本人，也不見得比年輕一代的日本人高明多少，侵華的血腥，在歷史上是永遠洗不清的。」）。
而在黃君目睹日本人站在路旁小便的情景，他內心以某種心靈與精神上的高度（其中不乏存在著「中國人」的道德觀念），翻轉了自身民族在政治上的弱勢，而這樣鄙夷日人的心境，同樣是以民族主義為基底。
在妓院的橋段中，黃君對於妓女因外表條件、成長環境等因素而深植的自卑，有著細膩而敏銳的體察，這些體察甚至超出了民族主義詮釋的極限。黃春明描寫黃君面對日人要求早點召妓的掙扎：「我突然意識到，我不能避免直接了當地說要小姐現在馬上去跟日本人睡覺。⋯⋯（剛才的行徑）反而有一點民族意識的覺醒，像是為同胞效勞的錯覺。⋯⋯現在不是。現在面對阿秀，一下子叫自己妾身而清楚地知道，即將開口的話，就是道道地地的拉皮條。」而他對於阿珍的細膩歉疚、目睹日人紀錄召妓經驗的小冊子時的厭惡，皆回歸到了對於人本身的同情，而無所謂民族的分野。
【戰爭】
承接上段「自我疏離感」的部分，經由疏離而獲得醒覺，亦表現在末段日本人述說戰爭經驗的時刻。他們經由紀錄片，才意識到日本在戰爭中的行徑。他們或多或少也說出了戰爭的真實：「一場戰爭，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可以引起的。」即便如此，傷害的產生與痊癒的不可能仍是赤裸的真實，這似乎引向了一個關於「寬恕」的問題：由體制（而非個人）造就的苦難，有沒有寬恕的可能？體制是否能夠成為寬恕的主體？在尋求真相的過程之中，個人是不是成為了體制的代罪者？
日本經歷過戰爭的一代人，在戰後即時享樂的處世態度，或許是一種解消、一種轉化過後的承擔：自己的餘生，都必須活在自我譴責之中。而這樣的譴責與罪咎，在黃君藉由翻譯操控的話語中被揭露出來，成為難以直視的真實。
我尤其喜愛末段台大學生與日本人揮別的場景，那是他們僅存、唯一直接以對方的語言，向對方傾倒話語的時刻。黃春明將民族主義式的互相攻伐、民族主義的侷限、寬恕的可能與不可能停在這樣一個散發出模糊光暈的瞬間之前，在語言的界限消除的時刻裡，他們超越了一切難以抹除的邊界，傳遞了互視、會意、理解的眼神。揮別是不是真正的揮別？這樣的過往會不會留在他們的記憶之中？年輕的生命正要啟程，衰老的生命亦在過往與現今的拉扯之中，努力尋求著原諒的出口。或許便讓小說停在這樣一個永恆的鏡頭，在小說之外，生命依舊宛若行進的列車，而歷史的傷痕、體制造就的苦難亦在火車的震動與聲響中，持續地探向模糊的彼方。
（寫於201604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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