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與男孩》 |
《鷹與男孩》 |
「希望您能始終保持嚴肅的眼神,以及單純又落寞的表達方式。」——尚惹內。
被歸類為法國新浪潮《電影筆記》派的導演夏布洛(1930-2010),曾如此描繪五零年代末期出現的法國電影新浪潮,以及其後各地出現的新電影:「沒有新浪潮,只有海洋。」他的意思是這樣的:即便法國新浪潮普遍被認為是六零年代以降許多地區電影革新的源頭,法國新浪潮也在自身影響外擴的過程中,連帶地受到其他地區的影響,因而不斷蛻變成嶄新的形貌;此外,這些地區的電影革新,亦可以藉由艾斯卡皮所提出的概念「創造性的背叛」,作爲詮釋的註腳。這個詞彙原先用來指稱改編過程中原著與新作的關係,意指改編過程中的創造性,來自於對於原著一定程度的背叛。原著的文本成為改編的素材,而非是必然採用的整體架構。
於是,六零年代以至七零年代各地的電影革新,並不是界線分明的各個「新浪潮」,而是無邊的海洋,而我們四月份所選的電影,便是在這片海洋中泅泳的其中兩部:1959年楚浮的《四百擊》,以及與它相隔十年之久,由肯洛區執導,改編自小說的電影《鷹與男孩》。此外,我們選了赫曼赫塞1925年的作品《徬徨少年時》作為閱讀書目。或許我們可以稍微注意這些作品的年代:誕生於戰間期的文學,與兩部二戰後電影,分別是如何描繪童年的美麗與哀愁、迷惘與無懼?在這其中,是否存在著超越於時空的共同命題?在翻過的紙頁之間、電影一個又一個鏡頭的切換之間,是否也附著著時間的灰塵?
我在去年(2015)報名了北藝大的校外電影課程,上了一學期由黃建業老師講課的「電影中的歷史美學」,第一堂課便從法國新浪潮說起,我因此也去找了高達與楚浮的紀錄片來看。如今,我翻著當時的觀影與上課筆記,意圖感受當時的時代氣息——同時,那也是融鑄在《四百撃》與《鷹與男孩》中的氣息。
這次的電影讀書會,我們看《鷹與男孩》。我忘不了它留給我的顏色:老舊的布料質感、有些油污沾染在上頭的藍色。而當我再看一次的時候,我發現我竟遺落了那一片如海一般、沒有盡頭的翠綠色草原,男孩佇立在草原上,背對著我,而我看得見他的眼神。對我來說,《鷹與男孩》是部無法以文字講述的電影,我們在討論時久久失語,在不斷襲來的沈默之中,試圖以零碎的語言,說出自己留意到的細節。那樣的述說方式,好像剛淋完一場雨,天空忽地止住了雨珠,而我們期望自己仍在雨裡。
我說,男孩比利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別人眼中是什麼形象,電影中,他沒有任何羞慚與猶豫地說,「沒有人會借我(毛巾)。」以及「我是無用的。」;他在眾目睽睽之下,從足球場上的桿子上以漂亮流暢的翻身,跳到地面上,隨即揚起笑容、聳著瘦削的肩膀;他毫無防備地被足球教練用球打倒在泥地裡,站起來後,將雙手的泥巴往衣服上抹,抱怨著:「這上衣我還要穿的。」;他在班上被老師點名,因此說起了馴鷹的過程,搭配著手勢、模仿與飄揚的眼神⋯⋯比起哀傷與落寞,我更在他挺直的瘦削背脊、矮小身軀上,感覺到了傲氣與單純,那樣的驕傲與《四百撃》中的安端並不同,比利或許並沒有安端的敏感、細膩、易傷的心靈,但他擁有對於外界的敏銳與直覺;面對動物時並不試圖佔據牠們的純粹;迎向他人時,偶爾帶有惡作劇的真誠與無畏(那樣的惡作劇並不等同於邪惡)。
朋友A說,她很喜歡那位請比利上台說老鷹故事的老師。他面對學生之間的衝突與霸凌,並不是刻意採取「旁觀」的姿態,亦不是以一位師長的身份介入,而是去除了身份,回歸到作為一個人存在的原初,面對著霸凌他人的學生。而在他眼中,那位學生也回歸到了「人」本身。他們以最為單純的存在互相對話,以行動來告訴對方:我不認同你的行為,如果我今天這樣對你,你也不會認同的對吧?
朋友A說道,她認為這樣的方式,那個霸凌別人的孩子是感受到的。而另一位朋友B接著說,或許就如同比利看著鷹的時候,對著身旁的老師說道:我並不把牠當作寵物,老鷹是不可能被馴服、被飼養的。
朋友A說道,她認為這樣的方式,那個霸凌別人的孩子是感受到的。而另一位朋友B接著說,或許就如同比利看著鷹的時候,對著身旁的老師說道:我並不把牠當作寵物,老鷹是不可能被馴服、被飼養的。
我們也談笑式地聊起了看電影時的既視感,那些學生被老師與家中長輩訓話的場景,讓我們都各自想起了自己的經驗。我說,那位校長簡直是被囚禁在自己的過往,而那個過往,或許便是六八學運先前,五零年代普遍的保守時代。看著那位校長訓斥學生時望向窗外的背影,我甚至因此感到哀愁,摻雜著些許可悲。我想起最近所讀的一篇鄭清文的小說〈三腳馬〉,裡頭的老人回憶起自己備受欺侮、輕視的童年,他如此命名那些欺侮他的人們:「那些善良而愚蠢的人們」。這些人們在行使暴力的同時,從未真正意識到行為背後的邪惡,然而,受傷的人卻因著他們的無知,可能永遠在記憶的傷口中徘徊、停滯不前。而童年,不也時常如此嗎?在那事物尚未清晰定型的時光裡,暴力同時也會是傳達親暱的方式,我們如何面對孩童之間的暴力舉動?
A說,她疑惑的是,比利之後的故事是什麼呢?他會記得童年時曾發生的這段往事嗎?她說,在最後的情節中,老鷹被祖德殺死了,那或許是比利真正開始學習到某些事物的時刻(她認為比利學到了何為現實世界,我則說,或許他學習到了如何面對死亡),她認為那個成長是非常快速,甚至近乎殘酷的:一位孩童在他尚未緩慢塑形完成之前,便被拋入了現實世界中,而在拋入的同時便面臨了強烈的打擊。
朋友C說,孩童並不能明白一些我們慣常的事物因果聯繫,比如抽煙、不道德與被懲罰這三者的關聯,事實上,這些關聯也是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朋友B則說,對一些孩童來說,世界是不是總是存在著霸凌,因此世界成為了霸凌的同義詞呢?
A說,她能夠體會為何電影中的媽媽會以那樣的態度面對比利的悲傷,「愈長大,愈能流暢地令自己置身事外。」她說。即便意識到這一點,並為此感到哀傷,似乎也僅能如此了,其實並不能夠再次讓自己投入對方的情境中,感受他的苦痛,尤其當自己也置身在那個場景裡(而非是像觀看電影一樣),而對方是年齡與自己有一定落差的孩童。
我因此想起了高中時曾對我的母親脫口而出的話語,我質疑我的母親:妳難道不曾在自己的學生時期,與我有同樣的感受、一樣厭惡大人這樣對自己說話嗎?現在回想起來,接收到如此話語的人(我的母親),那瞬間會不會同時感到羞慚而痛苦的呢?情緒來自於時間的流逝、目前身處情境的宥限、成長過程中的變質與失真⋯⋯存在於兩人之間的時間差無從抹滅,而各自經歷過的時間長度,以及時間長度內含藏的事件,也是無從抹除的,於是衝突是不是必然的產物?這樣的衝突,是不是永遠無解?即便有了表面上的妥協與和解,其中各自懷抱的傷痛(甚至是自傷),又該如何面對?
我因此想起了高中時曾對我的母親脫口而出的話語,我質疑我的母親:妳難道不曾在自己的學生時期,與我有同樣的感受、一樣厭惡大人這樣對自己說話嗎?現在回想起來,接收到如此話語的人(我的母親),那瞬間會不會同時感到羞慚而痛苦的呢?情緒來自於時間的流逝、目前身處情境的宥限、成長過程中的變質與失真⋯⋯存在於兩人之間的時間差無從抹滅,而各自經歷過的時間長度,以及時間長度內含藏的事件,也是無從抹除的,於是衝突是不是必然的產物?這樣的衝突,是不是永遠無解?即便有了表面上的妥協與和解,其中各自懷抱的傷痛(甚至是自傷),又該如何面對?
我想起〈三腳馬〉裡以雕刻三腳的馬匹作為贖罪方式的老人。小說裡,拜訪老人的主角向老人要了一匹三腳馬,卻在聽完老人的話語後,沒有帶走馬匹,並靜靜地退出了老人的房間。他勢必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的無力之感,以及意欲擁有馬匹的虛妄。我願自己能如《鷹與男孩》中的男孩比利,以深思而單純的眼神看向眼前的老鷹,在我無從、無能全然理解的人們面前,謹記深思而慈悲的眼神。
(寫於20160419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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