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當死者哭泣時，這表示他們並不想死

《spotlight》

《驚爆焦點(Spotlight)》讓我想起國中著迷於漫畫的時光。當時，我會在期中期末的段考後，從租書店抱回好幾十本的漫畫，把它們擺在床上。我往往在床上看到睡著，醒了之後隨手又拿起一本繼續看。現在回想起來，我已經很少如此著迷於一項事物了，現今的投入時常伴隨著抗拒，即便如此，我也認為那樣的抗拒是一種美好自足的困難，並不想加以否認。當時所看的諸多漫畫裡，有一本名叫《糖果子彈》，裡頭的女孩（海野藻屑）活在墨色的幻想之中，自稱為人魚。她宣稱：總有一天自己會變成泡沫而消失。我有那麼一瞬間，在感到荒謬之餘，也沈溺在虛幻的美麗幻想裡，直至殘酷的現實發出聲響，我才發現那樣的幻想是從傷痛中長出來的，乍看之下是過於透明、輕盈的美麗，卻往往有著極為沈重的質地。

土耳其作家奧罕帕穆克對這樣的閱讀感受，描繪得尤其深刻細緻。他在他的隨筆〈殘酷、美與時間：論那博科夫的《愛達》與《蘿莉塔》〉中寫道：「於是我們也分擔了伴隨殘酷而來的內疚，這是追求美的代價。⋯⋯我讀那博科夫總有一種奇怪的內疚感，但也總會以那博科夫式的傲氣形成一面護盾來對抗這種內疚。這是我追求小說之美，也是我享受小說的樂趣所付出的代價。」

海野藻屑身處的殘酷，來自於父親的虐待。這是一個隱形的想像畫面：童年，望著世界的濕潤眼睛尚未清晰，女孩尚沒有能力將事物一一歸納進有著不同名稱的抽屜裡，或許在某一時刻，傷害與愛便一同進駐到狹小的空間，成了同義的存在。父親的虐待是愛意的展現，支撐著這個信條的基礎，是藻屑內化到體內的、極為深沈的自卑。我想，《驚爆焦點》中的受創者，或多或少也身處在藻屑的家中，承受那不由自主的自厭與自責。

我有一段時間，時常想起自我咎責、自我負罪的命題。我記得那是大一上學期接近期末的課堂，教授提到了罪性(sin)。那時，我對罪性的最初理解，順連著老師的話語繼續延伸，形成這樣的面貌：知識份子度過了質疑自身的時光，藉由對自己過去的懷疑與安置，深刻地體認到謙卑與自己的局限，並揚棄了傲慢的語彙。那或許是一個除魅的過程，我至今仍相信，每一個誠實面對自我的人，都經歷過類似罪性的感受。在那次課堂之後，我有一段時間宛若被拯救一般，尋著了出口。那個出口有以下的絮語：自我負罪的逃亡，同時也是邁向救贖的旅程。

在這期間，我看了兩部電影，一是艾騰伊格言的《我記得》，二是阿巴斯基阿魯斯塔米的《愛情對白》，更讓我享受著此般的詮釋。「深刻的自我意識將帶來自我厭惡，於是擔負起自我施加的咎責，然而，自毀是為了自救。自我負罪的逃亡同時也是救贖的旅程。」我寫下這些字句，感到心中有什麼原先潮濕的事物，被暖暖地曬乾了。也許是接近欣慰的感受吧。

《愛情對白》

《我記得》

距離那堂課大約幾個星期之後，我在另一門關於存在主義的討論課中，聽著同學報告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判決〉。卡夫卡所創生的諸多人物，同時有著與人連結的渴望，卻也同時被自己的孤獨所困，而那種困頓內部有著複雜的矛盾：既是救贖，也是牢籠；既是自願，也是被迫。我一度以為，〈判決〉中依循著父親命令投河自盡的兒子，與《變形記》中，臨死前緩然吐出欣慰氣息的葛雷戈，都藉由死滅獲得了超越於世間準則的自由。他們的死亡，對當時的我來說，甚至有著自願、早已有了預感的成分——一旦有了契機，他們便能欣然赴死。

我所認定的出口，在報告同學的眼睛裡，則是一種哀愁。並沒有怨懟，只剩下哀愁。

我仍記得那位同學說話的語氣，讓我想起是枝裕和的隨筆集《宛如走路的速度》這樣的書名，緩然、黯淡、長遠。在他的報告內容中，引述了木心的一句話：「這是一種特殊的人道主義。主題是這樣──被侮辱被損害的人，來愛侮辱他損害他的人。」

面對這樣對於自我負罪的詮釋，我甚至因此陷入失衡的痛苦之中。有個聲音說：這種自責體系是錯誤的，你以為自我負罪帶來的欣慰與自由，其實會讓人身陷更深的窄巷。在那裡，巷口已被堵塞，天被鐵皮遮蔽⋯⋯。

有一個質疑產生了：當深刻的自我意識破除了傲慢的宣言，卻持續深化，成為無力的人、虛無的人、失去語言的人、泅泳在悲傷中的無岸的人時，要如何再重新拾起遺落的信念？如何再度擁有勇氣，而不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淖之中？

《驚爆焦點》裡，一位童年時期被教士性侵的男人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用口吃般的瑣碎語句說：「那時我們在車上，我根本沒碰手中的冰淇淋，它就從我手上流了下來。」

或許這是個意象，或許不是。但我更寧願不以意象來解讀它，我相信它是記憶，無論「記憶算不算數」，那是他處在今日，遠眺當初時，依舊捕獲的親暱真實。是說不清、起了毛邊，卻無比詳實的記憶。我回憶起與父母吵架的時光、深刻感受到父母當下厭惡情緒的時刻，現今的我能嘗試著說出的，也只會是不著邊際的片段：我記得那時是個春天的深夜，燈光出奇地白，和室拉門的影子印在母親的衣服上，我也瞥見父親的手了，上頭瞬間多了許多皺紋⋯⋯。

我的父母，想必也是如此吧。處於記憶跟前，人們往往在陷入與抗拒間，尋求一個支點。那是口吃一般的說話聲，伴隨漫長的沈默、深沈的呼吸聲、無以名狀的遲疑、無從講述的哀傷：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有人對我說，當同性戀沒有關係⋯⋯。」

「我是那樣子感受到性⋯⋯。」

陳界仁在今年(2016)擔任政治大學的駐校藝術家，開設了「全球監禁，在地流放」工作坊。在說明工作坊內容的一篇短文中，他寫：「我們該先問：為什麼那被『在地流放』的惶惶感受，是如此地難以說出？ ⋯⋯我們願不願意直接面對——我們為何會被『在地流放』的切身經驗，以及『剝奪』為何會被不斷的合理化，甚至滲入我們集體『自我貶抑』的潛意識。⋯⋯而無論那說出的話語有多素樸、甚至如口吃般的斷裂，都可能為真正『平等』的生活方式與精神生產，建構更合理的社會基礎。」

而哈特與奈格里在《宣告》的第一章〈危機的四種主體形象〉中，也講述了一種「負債化的主體」：「債務會編織道德的權力之網，其主要武器就是責任和負疚感，人們很快就會屈從於這兩種感受。你要對你的債務負責，要為債務帶來的苦難感到內疚。債務化的主體是一種苦惱意識，讓負疚成為生命形式。」

當我發現那些我無法明確說出的感受，透過他人之口述說出來，我漸漸走出原先失衡的痛苦，摸索出能夠倚靠的輪廓。自責體系是最重要的傷口，面對自我負罪的深化與隨之而來的斲傷及失語，可能任何理論都是無用的。如同陳界仁相信藝術是關於一門感性的技藝，對我來說，也只有文學、藝術、凝視及聆聽這般的感性技藝，才可以讓失語的生靈，願意說出話來。

即使是如口吃般地失語，但他們開口說話了；即使每說一句，仍是無法全然卸下對自己的責咎，但他們顫巍地伸出雙手了。

或許，能以一段被引述在保羅奧斯特〈記憶之書〉中的段落，作為文章的結束：

「當死者哭泣時，他們就開始復活了。」

公雞嚴肅地說。

「很抱歉，我必須反駁我那些有名的親朋好友。」

貓頭鷹說，

「但是對我而言，

我認為當死者哭泣時，這表示他們並不想死。」

——科洛迪（Collodi），《木偶奇遇記》



（寫於2016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