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筆記：沈清楷：寬恕的疑難——不可能與困難，之四（完）

（接續「演講筆記：沈清楷：寬恕的疑難——不可能與困難，之三」）

演講提問與回答：

一、

問：大敘事的寬恕架構與個人向度下的寬恕架構一樣嗎？

答：關於對與錯的判定，要先認為其並不是困難的，因此才能談論寬恕，因為對錯的判斷是談論寬恕的前提。

國家的寬恕應該屬於形式上的寬恕，而非實質。我們時常賦予國家一個人格，然而事實上，國家是一個抽象的、被想像與建構出來的存在，並無權利/力扮演道德的角色，自然也無法進行寬恕，除非是政教合一的國家。

當歐蘭德說「這是一場戰爭」時，我便知道有一場屠殺將要開始。戰爭帶來了合理化入侵的理由，藉由標榜「正義之士」的旗幟，戰爭得以施展。我們是如何創造了假的正義，因而掩蓋了內在對真正正義的渴望？我們如何不被現實利益的屈就所扭曲，遺失了自身內在的堅持？

或許我們所談的所有信念，都是口號而已，只是一種無限重複的儀式，提供我們能夠不斷重複反省的機會罷了。不然我們為什麼做這個呢？討論不正是幫助我們未來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二、

問：以政府為主體去推動轉型正義，如果只是揭露真相，要怎麼讓大眾去評斷「真相」？社會運動者的代言與呼籲，對於真正受害的人有什麼意義？

答：當我們談論轉型正義時，要盡可能排除道德性的修辭，並且亦不可輕易代言、保證「寬恕」，因為寬恕是加害與受害者（或家屬）之間的個體性問題。

歷史記憶與歷史反省的意義何在？我們怎麼將歷史的辨証放入我們的教育之中？歷史的意義不就在於：讓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我們知道我們的過去是不完美而破碎的，但不需要否認這一點，也不需要建構出偉大的光環。

制度所遺留下來的惡，會利用人性中的貪婪與惡意，讓未來的人們也成為共犯結構的一環。我們要排除道德化的情感，承認「轉型正義有其做不到的事情」，但也有做得到的事情，例如真相與真相的教育化，提供一個「歷史認知」給社會大眾，亦即憲法中的「知的權利」。

三、

問：身為加害者的政府真的能夠承認加害，並教育化嗎？是不是得要依靠民間？

答：歷史的問題，牽涉到事實與詮釋的問題。歷史相對論的詮釋方式（天下合久必合合久必分等）與沒有解釋沒什麼不同，但卻可以藉此排斥其他解釋的存在。歷史教科書應該要提供發問的空間，而不是成為意識形態的教育，讓學生在詮釋與試圖表述自己的過程中找到意義。

我舉個比利時的例子。比利時政府在討論歷史教育時，有一個質疑誕生了：「比利時才建國兩百多年，有什麼好寫的？」這個問句凸顯了人們看待歷史的視角中，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歷史的工作是不是在這樣的語境中被縮減了？面對歷史，同時意味著：揭露自身的惡、反省自身的過錯。因此，即便是一個建國歷史並不悠久、國土面積並不廣大的國家，也不見得一定要用大國的思維去思考歷史的問題。

以下事物是讓人恐懼的：一、沒有事實、捏造事實、將神話事實化理解。二、對事實只有單一詮釋。因此，歷史教育應該注重求證的過程，並承認「無法求證」與歷史空缺處。

四、

問：轉型正義鼓勵揭露真相與鼓勵討論，會不會是另一種對於當事人的傷害？怎麼處理這種傷害？當解釋權逐漸擴大，解釋的蔓延會不會是另一種惡意？

答：我們可以看其他國家的例子，例如南非轉型正義等等。

陳深景出獄後，因為有調查局的介入，每一份工作都不超過三個月。如果你是店家，你聘不聘他？你要相信官方的言論，還是私人的辯白？在每一個過程中，這些問題都在考驗「當下」的「旁觀者」，也就是我們。而我們的同理心，不就建立在「我們一樣脆弱」這一點上嗎？我們必須去思考：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脆弱會被引誘，因此成為惡？我們是不是常常把個人的選擇，本質化為一個群體的選擇？

五、

問：轉型正義中所討論的反人類行為、政府對人民的大屠殺等，與國家對國家發動的反恐戰爭等，是能夠同一而語的事物嗎？如果不是，它們各自衍伸而出的寬恕結構，是不是也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在如此的情境下，寬恕的結構會不會變得寬鬆？

答：戰爭與恐怖攻擊之間有一些共同點，即：暴力合法化、無差別殺人、殘忍性。藉由歐蘭德「戰爭行為」這樣的類比，讓我們意識到一個問題：為什麼戰爭「感覺」有一個更高的正當性，相較於恐怖攻擊而言？類比是讓我們反省暴力本身的手段之一。

「完蛋了，那個刻板印象已經趨不走了。」無所不在的媒體成為我們進行不由自主判斷的來源。這些觀念與意識型態是我們自己置入的嗎？並不是，將恐怖主義與暴民並置是錯誤的。這是呈現鎖鏈形態的問題：多族群如何在歐洲共同生活，而不被恐怖攻擊創造的偏見，打造成為被建構的弱勢？恐怖攻擊之後，我們如何失去了信任的基礎？對彼此差異無法容忍？基於使社會穩定的信念，媒體為什麼能把血腥畫面與受害者的脆弱赤裸地公佈出來？

而針對寬恕結構是否會因此不同此一問題，我想，或許這其中也沒有寬恕的問題，因為寬恕問題的前提，是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同時存在。恐怖攻擊如果被歐蘭德戰爭化，那便成為國與國之間的武力往來，且戰爭中的加害與受害關係是國家對人民，所有的參戰國家（無論戰勝戰敗）都是加害，所有人民都是被害。（此說法來自於一場台大教授花亦芬老師的演講）

寬容與寬恕並不相同：寬容存在著面對差異時的包容度（「容」），需要被轉化為政策的落實，這時寬容才具有積極的倫理性與政治性意義。另一方面，當國家的權力急遽擴張時，寬容能使其權力緩和化，此寬容透過政策（被允許的程度擴大）層面來落實。

六、

問：談寬恕的前提是不是要先爭取到話語權？因此，是不是勢必要進入國家機器中掌握權力，才有可能談論寬恕？

答：如果必須擁有權力才能寬恕，那將是危險的，因為如此便抹滅了「真誠」的必要，成為屈服於權力下的懺悔。你懺悔是假的，但你服從權力是真的，這就是國家暴力要的。更可怕的是，有許多人會將這種罪與懺悔內化到自身，認為自己真的是有罪，並且為此而真正懺悔。

國家沒有寬恕人的能力（說法見上述），因為國家這個概念本身便具有暴力性，表現在刑法、軍事等。不可將寬恕與國家等同並論，只有受害者才有條件寬恕他人。

寬恕必須要回到一種神秘、人內心的柔軟、象徵、奇蹟……的向度，一如「小小的奇蹟」。

此外，我們必須看到威權到民主的過程。在過去威權政體造成的不義中，共犯並非全然沒有自由的空間，事實上，他們在進行不義手段時，擁有一定的模糊地帶。存在著這樣兩種共犯：具有良心而手段節制的共犯、手段浮濫的共犯。因此，我們並不可以把共犯、加害、受害者無限擴大。

（完）

（寫於20160404 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