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4日 星期日

參訪筆記:景美人權園區

上星期六的早晨,我搭乘公車來到位於新店的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在等待其他同學陸續到齊的時間內,我看見一位體型稍大的中年男子,正使力拉動一台機器的馬達,馬達聲在耳邊響起,他蹲下身子,揹起那台機器,朝著園區內的植物噴灑。我向櫃檯處的一位老先生打了招呼,他帶著細框的眼鏡,頭髮些微斑白,然而卻仍透露著年輕的氣息。


在導覽開始之前,我們先觀看了一隻影片。而我則始終在想著這樣的問題:現代的年輕創作者,究竟寫不寫得出政治受難者與其家屬的故事?能不能如同當時代身處其中的作家們,寫出那般哀愁、憂傷、入骨的故事?亦或是只能書寫出延續下來的自我譴責,以及當代人們的空虛與寂寞?我在導覽期間,聆聽著導覽員的聲音透過耳機直接摩擦耳膜,那聲音所傳述的內容令我顫慄,我甚至想,如果是小說便好了。如此一來,我就能無所顧忌地躍入其中,任其沖刷、侵蝕、再塑,然而這並不是小說,而是現實。這些現實穿透時間累積的灰塵,一股荒謬的飄升感在我身體中旋轉,久久不曾降落。我想起去年九月,我跟著一位藝術家翻越潮濕的廢墟牆壁,進到位於新店的安康招待所廢墟建築中,我首次身處在真正的廢墟裡,埋藏在隙縫中的歷史成為沈重、無聲卻扭曲的畫像,我必須緊緊抓住我的意志,避免自己進入想像政治犯當初情境的狀態裡,以維持自己身處廢墟中的清醒與氣力。我也想起,前不久我聆聽輔大教授沈清楷的演講,他提及一位曾待過綠島的政治犯說了一個故事,故事裡的台大學生在綠島監獄中,以為自己成了一隻鳥。他模仿著鳥拍翅飛翔的姿勢,說:「我要飛回台灣,找我的家人。」


國家人權籌備處轄下的景美人權園區,前身是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景美看守所(為一新式監獄),在1968年看守所由青島東路三號遷至此處之前,則是1957年成立的軍法學校(今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因此在我們參訪的過程中,亦能見到一些學校遺留下的建築痕跡。


【第五法庭】


這個法庭位於軍事法庭進門後的左手邊,是軍法處看守所遷移至此後,最早開始運作的法庭,然而,雖然名之為「法庭」,當初實為辦公用途的空間,並非真正的法庭。期間,導覽員拋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平民要接受軍法審判(1949年5月2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懲治叛亂條例》,該條例第十條規定一律由軍法審判。而《戒嚴法》第八條中,亦規定戒嚴時期若觸犯刑法中內亂、外患、妨害秩序、公共危險、殺人、搶奪、強盜等罪,交由軍法審判。)?軍法審判的泛濫是不是意味著執政的政府實為軍政府?導覽員接著說,白色恐怖期間毫無程序正義可言,許多人並沒有收到起訴書,甚至完全沒有接受法官審判,便在監獄中收到了判決書。


【第四法庭】


第四法庭是實質上的審判空間。面向審判臺,中間三位是審判長,右側一位是書記官,左側一位則是軍事檢察官,辯護人(律師)位於軍事檢察官前的台下。這是個弔詭的審檢不分體系,並施展在空間的配置上:檢察官為何坐在審判臺上,而不是與辯護人一同位於台下?而事實上,當時的判決甚至並不由法官決定最後的判決結果,而是要將判決書上傳到中央,由蔣中正批字。此制度稱為「核覆制度」,現存檔案中,許多判決書的末尾時常有毛筆的批示,便是核覆制度下的產物。這樣的制度無疑破壞了民主社會中司法權獨立的原則。導覽員特別提及了在第四法庭中曾經審理的案件:美新處花旗銀行爆炸案。其中被迫繳交偽自白書的犯人即便有幸不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依舊在日後被以「因為我們在你身上花太多時間了」為由,進一步被判刑。直至江國慶案,自白書的使用正當性與合法性才使受重視。


【第一法庭】


此法庭於1977年建立,走入這個空間,便能看見兩面垂下的青天白日旗,以及位於正中央的蔣中正像。這個法庭曾審理過美麗島事件、余登發父子案等等。審判臺上有五位審判長,其原因為當時美麗島事件被告之一的黃信介,身份為立法委員,即便立委在任期內有免責權,當時仍經由全體立委的投票表決,同意讓警察進入立法院逮補黃信介。美麗島大審八位叛亂罪被告(亦有許多非以此罪名的被告)中,不乏有我們現今所熟知的面孔,其中,林弘宣則較為陌生。導覽員解釋道,這是由於林弘宣在大審後,並未步入政壇的緣故。由於發生於1980年3月18日的美麗島軍法大審,是較為後期的案件,在國際關注與媒體施壓之下得以透過公開審判的形式進行審判,因此這八位被告並不至於被判死刑。


【軍法處模型展示】


東所是由日本陸軍倉庫改建,主要關押政治犯,大間的牢房為六坪,在這樣的空間中往往能夠關押三十人以上,小間的牢房則是兩坪,關押人數則是二十至三十人。而根據政治受難者蔡昆霖的回憶,新進監獄者往往要睡在最靠近馬桶的地方;西所則主要羈押軍事犯,政治犯亦會移監至此;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原為日本時代的淨土真宗東本願寺,現為西門町的武昌誠品。


離開了模型的展示間,我們來到戶外(導覽員說,我們所走的路線,是隨著當初政治受難者的腳步)。警衛室、律師接見室、醫務室的前方走廊上,靠牆處有兩副放在綠色木盒中的腳鐐,呈現鐵鏽時過後的咖啡色調,拿起時則有冰涼、粗糙、沈重的冷肅之感。導覽員說,當初每天的凌晨四、五點,政治受難者總會聽見大鐵門拉開的聲音,以及點名開庭後,腳鍊拖在地上的入骨聲響,很多時候,登記資料時所處的警衛室,成為了政治受難者人生中最後的一站。他們被送往馬場町刑場,那兒有個壟起的土丘,是由用來覆蓋血跡的土壤堆積而成的。


當國際社會在六零年代關注到政治犯的議題時,國民政府對外宣稱台灣並沒有政治犯,國際因此無法將援手申入台灣,直至陳中統醫師在醫務室執勤期間,偷偷搜集病人資料,並送至國外,台灣的政治犯議題才因此浮上國際檯面,並因此影響了日後的美麗島大審。


【福利社與接見處】


每個星期四,政治受難者能夠來到福利社,並接見家屬。接見處的窗口掛著一張藍色的字牌,上頭寫著:「莫談案情,請輕聲細語,限時間十分鐘。」桌上分別在窗前與窗後有一台對講機,接見時便由話筒向對方談話。導覽員說,由於官方必須監控談話的內容,因此規定談話一定要使用國語(必要時,官方人員甚至能夠切斷對講機),然而,並非所有人在經歷日本殖民時期之後,能夠迅速地熟習國語的使用,當時便有許多不會以國語溝通的政治犯與其家屬,呆坐在玻璃的兩端,凝視著對方的臉孔淌下眼淚,吐露不出隻字片語。而福利社是政治受難者能夠購買日常用品的處所,然而,帳戶是由所方管控。


通往牢房的走廊上,有一漆成青色的鐵門,在大門底部又有一小門。小門的用意在於,所方擔心當所方人員以大門進出時,會有政治犯趁機逃出,因此另設立了一個小門。牢房與走廊的隔牆上有兩個孔:上方為監視孔、下方則為送飯孔。


【放封區】


外役區的管制較為寬鬆,多為擁有特殊專長者、案情較為單純者才能夠來到外役監獄。放封的公用便在於維持犯人一定程度的身體與心靈健康,若非如此,若有犯人因為身心疾病被送往外界就醫,難免有逃生的可能。在放封時,犯人仍需要排成兩排,繞著空地的邊緣不斷行走,並且不被允許任何交談。導覽員說,許多政治受難者會將字寫在早上吃剩的花生殼上,在放封時將花生殼丟在地面,以此作為溝通的方式,若被所方發現便立即踩碎,如此一來,亦不會留下任何證據。


之後,我們又陸續經過了洗衣工廠、圖書室、外役餐廳,其中圖書室的藏書裏,即便有馬克斯主義的書籍,其內容仍是以批判馬克思主義為主要角度。外役餐廳同時也是上課、聽講、表演的場所,前方的台上有一台電視機,然而通常播放的節目與政治無關,亦不播放新聞。外役餐廳後方掛著泛黃的舊報紙,上頭有著齊整的破口,明顯是人為剪下的,這便是「洞洞報」,當時所方會將不願讓犯人閱讀的資訊剪下,因此政治受難者能夠接收的資訊十分稀少。


【陳中統醫師對談】


在與陳中統醫師的對談中,他提及政治受難者如何在政府的手段中,全然地喪失了自身的尊嚴,並逐漸任由恐懼吞噬自己的心靈。在健保(1985)尚未建立的當時(1969),看醫生成為人際之間的連結,有著醫生專長,並因此能夠在醫務室執勤的陳中統,便以此為基礎,將病人資料送至了英國的國際特赦組織。面對同學「為什麼有送出名單的勇氣」的提問,他說,「人最怕活得不好過,當時活著跟死沒什麼兩樣,覺得生命沒有意義,名單如果送出去一定有幫助,對於國民政府也一定有害,那我為什麼不做?」


而看守所中共同利益的結合,也化解了陳中統的危機。由於名單流進國際一事,長官亦會成為懲罰的對象,因此若在開庭時雙方事先擬定了傷害較小的版本,便能達成利益上的互利。


陳中統亦談及了補償應正名為「賠償」、台灣普遍講究人情此一現象與轉型正義過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等,這或多或少皆牽涉了「寬恕是否有可能」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是否普遍能夠存在於全世界各地?抑或是存在著地域性、文化上的差異?是否存在著「台灣式轉型正義」?(在德希達的語境中,寬恕往往必須回溯到基督宗教信仰中的歷史考察去理解,因此也植入了基督宗教的普世意味。或許可以重翻一次德希達的訪談,裡頭關於非洲真和會轉型正義的探討很有趣。)


我先前聽過一場以哲學角度切入轉型正義的演講,講者這麼闡述他的觀點:當我們談論轉型正義時,要盡可能排除道德性的修辭,並且亦不可輕易代言、保證「寬恕」,因為寬恕是加害與受害者(或家屬)之間的個體性問題。制度所遺留下來的惡,會利用人性中的貪婪與惡意,讓未來的人們也成為共犯結構的一環。我們要排除道德化的情感,承認「轉型正義有其做不到的事情」,但也有做得到的事情,例如真相與真相的教育化,提供一個「歷史認知」給社會大眾,亦即憲法中的「知的權利」。



我時常仍會想起此次參訪景美人權園區時,記憶最為深沈、難以承擔的一個訊息。那是在活動結束之後,我觀看了展覽「幌馬車之歌」,裡頭所播放的影片中,提到了當時政治受難者在獄中所玩的模仿遊戲。他們一次次地模擬槍決的景象,進行一場又一場槍決演習。在他們的憂傷的笑語之中,充滿著荒謬、堅毅與某種程度的瘋狂,瘋狂中其實是異常的清明。扮演死刑犯的人對著扮演槍決者的人說:「這個姿勢倒下去好不好看?」扮演槍決者的人則回應他:「你再過去一點吧。」他們透過虛構,擔負起無從承擔的真實——沒有多久,他們便會面臨真正的死亡,那會是在清晨四、五點的時刻,鐵門拉起的聲響成為他們的耳鳴,腳踝上二十多公斤的鐵鍊拖出沈重、直達心底的聲音。



(寫於20160425 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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