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個星期多（自上星期三，也就是四月六號）以來，我始終處於感冒的狀態，接連看了三次醫生，沒有一次是重複給同一個醫生看的。因為感冒的緣故，我許久不曾正當地待在床上昏睡，儘管頭痛與喉嚨痛令人難以忍受，頭腦卻是異常地清晰、平靜。隔個口罩讓我感到安心，我用雙眼凝視世界，有時無聲地待在某個地方，不做其他事，令自己成為一個物品：我的耳朵便是錄音機、眼睛便是攝影機。由於正等著診所營業的緣故，我在一座老舊公寓大樓裡呆坐了半個鐘頭，我看見進進出出的人們，以及凝滯不動的警衛，老舊的電視機裡傳出砂質的聲音，警衛偶爾小聲地呢喃、復誦主播的話語，有時與櫃台前進行回收工作的中年男子，以台語說著：「我覺得當醫生的，去搞政治還是不行啦。」（電視出現柯文哲的臉孔），有時又將老花眼鏡放置在頭上，縮起肩膀盯著手機的螢幕。
感冒的期間，我度過了兩天完全失聲的日子，省去了許多不必要的對話，任自己沈浸在沈默裡（不過，我原本便是個乏善可陳的人），必要的時候，我便以手機打字與人溝通。我甚至耽溺在這樣的遊戲中，當我拿出打好字的手機給對方時，我靜靜地看著他們表情的變化。「他們」包括：賣早餐的小販、金馬奇幻影展的售票人員、古亭站附近的一家素食店老闆娘、素食店附近一家醫院裡的醫生⋯⋯，他們看著我的眼神，好似許久不曾如此謹慎、專注地盯著一個人似的，裡頭摻雜著小心翼翼、呵護的情緒，以及詫異、柔和、羞慚與惋惜。
因為失聲的緣故，我好像在這麼一個嘈雜而喧嘩、工作普遍使人與自我剝離的世界裡，獲致了「第二人稱」的溝通與對話：他們真正地以「你」稱呼我，而我也以「你」稱呼他們，而不是「他、她或他們」或「那個誰」。在眼神交換的瞬間，沒有任何聲響在我的身體上留存，我注意到我肢體的動作：時常點頭、甚至弓起背來⋯⋯，當我不再能夠倚靠聲響，我意識到自己不受出聲所侷限，因此也感受到了身體真正的說話聲，那種聲音是柔和、和藹而謙卑的。
或許是這樣的一種感受：真正地「旁觀」，超乎了此時此地，宛如身處異國，享有沈默的權利。失聲令我感到安全、清醒、專注、對於未知的熱情——而不再是恐懼與焦慮——，甚至，我感到自己受到了禮遇。我轉身背向那些我以手機與他們溝通的人們，並清晰地記得當他們看著我拿出手機、意會到這樣的動作所代表的意義時，剎那間流露的歉然眼神。我有時並沒有戴上口罩，於是那樣的歉然，便更加沒有顧忌地施展開來。
他們在想什麼？因為意識到自己面對的對象有著生理上的殘疾？或者，眼神的凝視令他們感到被侵入的不祥？有時，當我沒有時間以手機與人溝通的時候（比如，西門町的街上，拉行人的推銷員叫住了我），我甚至也浮現了歉疚的情緒，並且將它表現在肢體上。然而，我為什麼要歉疚呢？「不能夠說話」，以及更多我們認知範疇內的生理失常，為何會引起人們哀愁的情緒（尤其，當對方是個看起來與自己無異的人的時候）？那樣的情緒，甚至無法受到我們的意志所控制。即便如此，這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真正並不如我一樣生理機能全然具備的人們，他們所需要的，真的是不自覺流露的詫異眼神、難掩惋惜的面容、小心翼翼地對待嗎？他們會不會也不自覺地感到歉疚？他們是怎麼面對自己這樣的歉疚呢？
昨晚，在電影讀書會開始前，我收到了《放映週報》回覆我投稿的信件。編輯寫道，他很喜愛我所投稿的兩篇文章，由於排程已滿，他會再看看能不能將我的文章排進未來的排程中。直到這時，我才感到自己過了十九歲的生日。影展期間留連電影院的日子、自由書寫與閱讀的日子、專注凝視著生活的日子⋯⋯我感到生命竟能夠同時平靜也同時豐沛，僅僅見到漣漪，而沒有波浪。我的腦海裡漂浮著許多小說、散文的雛形，如果說海洋是孕育生命的原初之所，那麼我願做海上的船隻，以自身的有限性，賦予海的無邊可能。
（寫於20160416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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