ㄧ、《水癌》
從文本中提及的關鍵字眼（如「七七事變」、「皇民鍊成運動」），可以察覺出周金波為這篇小說設定的背景在於皇民化的台灣，而作為主角的「他」是一位牙醫，這樣的職業亦必須放置到歷史脈絡中理解。文本中寫道：「他在治療患者牙齒得當兒，並沒有忘記盡力宣傳它的必然性。」而文本中的必然性，指的是皇民化運動中，主角所認可、命名的價值「燒毀迷信、打破陋習」。閱讀這篇文本，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意義，或許是帶來了一個我從未想像（或者，無從想像）的歷史想像與閱讀經驗：皇民化時期，存在著這樣的台灣文學。
文本中的牙醫，是真誠地認為皇民化運動為台灣帶來了近代化的好處，並也真誠地為死去的孩童遭受不負責母親的對待，感到不平與深刻的同情。此時，牙醫將民族認同語境中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代入了普遍存在於不同民族內部視野中的「壓制者（母親）與被壓制者（孩子）」之中，因此，「留著骯髒血液的女人」成為了牙醫對台灣人的民族想像。
牙醫從內在扎實地生長出的對日認同與「教化島民」的使命感，在良善與進步的自我意識中，遮蓋了台灣被日本「殖民」的事實。我要如何、從何來理解這樣的作家？他在什麼樣的心境與認同中，寫下這樣的作品？我能不能跳脫以深化到內部的歷史觀看方式，試圖尋覓周金波的書寫內容，以及他所關懷的對象？社會安全的共識，能不能容許存在著「危險的藝術」，例如貝蘇珊桑塔格視為「法西斯美學」的攝影家Riefenstahl？社會學視野的切入方式，是不是也有無法涵蓋文本文學性之處？藝術與文學中藝術家的認同問題，與藝術家本身是否擁有誠實與良知，兩者是不是必然地互斥？
二、《「尺」的誕生》
相較於《水癌》，我比較喜愛《「尺」的誕生》。小說的篇名存在著隱喻：「尺」是什麼？「尺」如果作為一種衡量時所用的物件，那麼是由誰判准「尺」的刻度？隨著「尺」的誕生，出現了界線，而這個界線是外在的結構所造成，還是由個人內在的自卑所造成，亦或是無法截然地劃分？
小說裡有兩個空間上的關鍵字：小學校、公學校。周金波以孩童的眼睛，描繪出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後的台灣社會氛圍，藉由尚未形塑出穩定的觀看方式、帶著迷惘情緒的孩童，將文本帶往了關注於內在的層次。對於孩童來說，殖民一詞尚未擁有名字，對於日本人的理解，或許停留在「與父母對孩童的管教」相當的層次中。主角看見了日本孩童的進步，因而產生了欣羨，這樣的欣羨並不奠基於民族優越或卑劣的意識上，於是，我們可以觀察出主角的嚮往，在文本中以不同詞彙出現：「皇軍進擊圖」、「意猶未盡地頻頻回頭」、「跟士官牽著手一起的小孩，必是士官的弟弟或親戚的兒子」、「聽到『小學校』，一種深藏的、莫名的喜悅，迅即流露在他臉上」⋯⋯。然而，仍可以在文本中尋出主角作為台灣本土孩子的痕跡：街上囝子打架的方式、不愛穿鞋等等。
結尾處，周金波寫出了鋪陳已久的自卑，如何在深深地紮根之後，終於包覆了作為主角的孩童。主角藉由一種疏離而旁觀的眼睛，意識到自身過往的難堪，因此失去了勇氣與尊嚴，漸漸地在沈默中承受著自己加諸於自身的譴責，而這樣的譴責，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著一定的關連：是什麼樣的社會關係與體制，讓一位孩童在童年時期，因著族群的差異而將自卑內化成為自責？
（寫於20160329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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