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假過後，我走在台大的校園裡(我不記得路名了，只知道是從椰林大道拐個彎進去，便會接到小幅的那條路)，看到一叢叢的人群，腳步遲疑地愈走愈慢，甚至想轉過身去。人很健忘，我一直拿記憶中寒假時的台大校園作為現在的佈景，我想，或許也有個原因佔據了大部分，那是我總期望自己能做到的：時不時便離開台北這座城市，至少市中心。有了這個念頭，我又不知道第幾次問自己：當時準備考試時，那種對於考試制度的鄙夷，與悄然蔓延的敵意或忽視，這些都無形但有感地攀爬到周邊的人事物身上，這樣的鄙夷、嘲諷、輕視究竟是不是真的？到頭來我還算是認真的讀書考試，然後選了台大。這是什麼？知識份子無法輕易外顯的自尊？羞愧與傲然並存的矛盾心境？奇妙的是，現在的我想著這些，居然是感到有趣的成分，多過於譴責自己的成分。
連假時去了兩天竹東，我看著搭乘公車的暈眩感，以一種具體的樣貌，從我的記憶中走來。5608號公車，新竹-下公館往返。在高中前的站牌前下了車，車上扣除去我，只剩下連司機在內總共三個人。我長期待過的城市無非只有兩個：台中與台北。悠遊卡刷過新竹客運的刷卡機時，提醒了我也不過是外縣市的訪客罷了，只要我對於那少去的儲值金額仍感到一點驚愕與惋惜的話。
我去竹東的目的是聽演講，一場是黃湯姆，一場是吳明益。話是這麼說，其實我更願意將它們視為動機，而不是目的，因為讓我感到無比喜悅及興奮，以至於今天回到學校時萬分不適應的，還是「去竹東」這件事。我總是喜歡將演講、展覽(或其他)作為一種動機，那動機所連帶贈與的諸多空間與時間，讓我感謝。
我是愈來愈不動心於一些會立即帶來極度快樂的活動了，也不再羨慕一些擁有我所沒有的專長的人，自從我漸漸捨離了浮躁的生活，我發現我能稍稍聞到一點氣味，然後嘗試著分辨，這是食物的味道，這是油的味道⋯⋯。這件事倒是也沒有帶給我多龐大的喜悅，而是以淡淡的、漣漪慢慢往外擴散，隨即消逝在湖面那樣的方式，迴盪在我身體裡。淡然、長久、深邃。我想我是成長了也不一定。我想起吳明益在演講中提及村上春樹所說的：「沒有希望，也沒有絕望地寫。」那樣的心很強悍，手中的筆是斧頭。
連假這幾天，看完白先勇的《孽子》，亦被節制的憂傷打動。再怎麼悲苦的人，白先勇都像是緩然地種植一片樹種繁多的森林，森林中有個聲音說：不要因此對世界抱有敵意、不要依靠著痛苦而生存、不要將墮落時外於世界規範的快樂，當作一種安慰⋯⋯。
其中，親情是我閱讀時感觸最深沉、最刻畫在我心中的部分。阿青安置好母親的骨灰罈，趁著父親返家前離開家時，才驚覺真正離家的淒涼，他的淚水並非直接掉落，而是離開了家、奔跑許久之後才落淚。他的父親將他趕出家門時，揮舞著生了鏽的空槍，那失去了實質作用，徒留外顯剛強形象的武器，又何嘗不是父親自己，阿青回想著年邁、憤怒、更多的反倒是蒼涼的父親，說：「我要躲避的可能正是他那令人無法承擔的痛苦。⋯⋯我要避開父親，因為我不敢正視他那張痛苦不堪灰敗蒼老的面容。」
我在讀《孽子》時，感受到某種出口般的力量，也許並未見著，但總知道有個出口在那裡。那個出口名叫文學。白先勇寫對父母的反抗是「躲避父/母自身令人無法承擔的痛苦」；寫阿青面對余皓時感到的自我厭惡；寫阿青回到自己逃離的學校，竟願意且期盼進到校園裡⋯⋯。我想著，為什麼要有文學？不如學術語言那樣精確嚴謹的模糊敘事，有什麼樣獨特的力道？文學是怎麼讓我們在所讀的理論之中，能夠好好面對自己回到生理人時，難以擺脫的事物與慾望、那存在於理論與實質感受間的空隙？
比如阿青的自我厭惡吧：我們再怎麼說著性的去污名，或者文本中的阿青，如何以自身的實踐宣稱自己享受著性的歡愉，仍是無法逃脫偶爾——那接收龐大善意的瞬間——對自我的厭惡。也比如，我們逃避與反抗的事物，或許並不只是父母的控制與壓迫而已，其實更多是他們的愛吧、是他們的痛苦、他們曾為我們犧牲的一切吧：「我要躲避的可能正是他那令人無法承擔的痛苦。⋯⋯我要避開父親，因為我不敢正視他那張痛苦不堪灰敗蒼老的面容。」
避開並忽視這無法承擔的痛苦，所以更可以、更有理由正當化對於他們的敵意，以及自己的孤獨。但人真的渴望孤獨嗎？或者說，人所渴望的孤獨，是真的孤獨嗎？我沒有答案，因為現在的我，也仍模糊地面對孤獨這件事。
閱讀《孽子》，或許就如，村上春樹如此書寫他聽比莉哈樂黛的歌曲時的感受：「我開始覺得我這一生活著過來所犯的錯誤，或這一向透過所寫的事情所犯的無數過失，或到目前為止所傷害過無數人的心，她都能為我把那些輕輕地、靜靜地，完全承受下來，全部都包容赦免了似的。⋯⋯那不是『癒』。我絕不能夠被治癒。無論如何，都無法痊癒。只能被赦免而已。」
（寫於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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