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筆記：沈清楷：寬恕的疑難——不可能與困難，之三

（接續「演講筆記：沈清楷：寬恕的疑難——不可能與困難，之二」）

沈清楷提及了一位他認識的政治犯，投影出他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臉孔，他的手肘彎起，食指指著石面上刻下的他的名字。陳深井，因主張台獨，於七零年代被抓到綠島，在獄1974至1986年。陳深井向當時拜訪他的沈清楷說了一個故事：在他服刑的期間，某天放風的午後，他看見一位台大的學生，張開雙臂，模仿鳥飛翔時拍翅的姿勢，陳深井走向前對他說，「你不是那個（名字）嗎？」那台大的學生茫然地對他說，「我不是（名字），我是一隻鳥，我要飛回台灣，看我的家人。」我好像能夠望見他遙遠的眼神，穿過當時的陳深井，落在他身後好幾公里外的海岸線上。

我在高三升上大學的假期裡，看了一部艾米爾杜斯庫利卡的電影《地下社會》，結尾處，一位男人舉起酒杯問向另一位男人：「你原諒我了嗎？」那位男人回答：「原諒，但不遺忘。」那一段時間裡頭，這句話幾乎成了我看待諸多社會結構造成的個體傷害時，所秉持的信念，直到大學時，我偶然因為某些機緣，與一些朋友接受一位致力於電影教育與影評書寫的電影人採訪，才知道那部電影的結尾，明顯地彰顯了導演個人的統派認同。「原諒，但不遺忘。」可以是一句溫柔的話語，我依舊喜愛著那位導演（即便我對於他不甚熟稔），但我也依稀明白：這當然也可以是一句傲慢的話語，甚至，它們並不必然是互斥的關係。

一個不會遺忘的寬恕，是什麼樣的寬恕狀態？沈清楷說，當一位受害者一直記得加害者的加害，那位受害者的寬恕究竟是不是真的？當他遺忘了加害者的加害，那是否還存在著寬恕的問題呢？記憶與寬恕有沒有可能同時存在？

沈清楷亦對處於社會倡議位置的人們（當然，也包括他自己）提出疑問——而那些疑問，很可能是永遠無解、不斷被重複提及，同時也是提醒的——即：我們並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們所產生且展現的仇恨、憤懣與失落是真實的嗎？我們有資格感受這些情緒嗎？這會不會是一種「虛假、盲目的情緒」？一些社會運動者所說出的宏遠偉大的修辭，以及社會主要輿論所要求受害者「寬容地原諒」，或許都只是對事物核心與受害者內在的冷漠，而產生對於受害者更巨大的殘忍。當我們過快地使用「寬恕、和解」等詞彙，可能只是出於一種忽略與無知，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衝突在這樣的語境之下，被轉換成一種族群的虛假衝突。

他人的代言有沒有可能落實？如何代言？如何在認知自己是旁觀者的同時，不落入無力者的深淵，而能夠成為有力者？

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變得如此脆弱，並在脆弱之中成為狂暴的人呢？沈清楷提到了波希米亞戰爭，九零年代發生在東歐地區的大屠殺裡，人對人的殘忍性為什麼會無限擴張，甚至以此取樂？為什麼會對一個人的受害如此無感？為什麼人會如此無知？或者，因為自己的不反導致他人的受害？在什麼情況下人能夠保有對自身的正直與良知？

而我也總是想著這些問題：脆弱能不能夠鍛鍊出一種堅強？如同無知如何在深刻的自我認知中，成為內化為自身的謙卑與追尋的動力，而不變成殘害他人的起點？良知如何成為堅實的信念，而不是虛渺的幻覺？沈默如何能抗拒變成對於社會苦難的漠視，而成為羅蘭巴特所說的「沈默的勇氣」？面對我們自身內在不知何來的落寞與惡意，我們如何認識並抵抗？

沈清楷在演講的最後，推薦了幾本書目，分別是：尼采《道德系譜學》、佛洛伊德《文明與其不滿》中的第六章與第七章等。

寬恕與基督宗教有著極為深遠的聯繫，例如聖經中的條文：「愛你的鄰人。」等等。這些來自上帝的話語便是他律，因此，我們如何讓「愛你的鄰人」成為內在的呼聲？如德希達所說，「愛上一個不可能」，這樣的愛是要皈依於自我（即自律），不能夠是來自於他人的要求。

法文中，寬恕一詞代表著「小小的奇蹟」。這是多麽具有文學性的時刻，回歸到人內心的柔軟、真誠，一個神秘而能自足地迷失在內的領域，一個富有宗教意味的字眼……真正的寬恕與原諒發生的時候，是生命中所發生的小小的奇蹟。而那宗教性的氣息，是不是正也呼應了「寬恕的不可能」，於是我們依舊不斷地追尋，因為追尋便是一種提醒與記起？

（待續，下篇是QA）

（寫於20160403 11:50）

閱讀心得（兼課程）：陳映真〈 山路〉

閱讀完〈山路〉，我感到自己不像是閱讀完一篇小說，而像是看完一部電影。為什麼呢？我試著尋找原因，是文字中充滿影像感的緣故？是因為情節的推進與鏡頭的移動如此相似嗎？還是，我發覺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一種帶有宗教意義的欣慰字眼：「一個小小的奇蹟」），讓我在不斷流過的文字中，不曾（也無能）抓取任何思緒或中斷它們，這不就是電影的特性：無條件地接收、既暴力卻也在暴力中誕生親暱之感？

我想起卡夫卡曾說的一段話語：「我們其實就像迷失在森林裡的孩子一樣無依。當你站在我面前，看著我，你哪裡知道我心中之苦。假如我撲倒在你面前，向你泣訴，你能知道我多少？一如你對地獄知道多少，就算有人告訴你地獄炙熱又可怕。就只為了這個緣故，人在面對彼此時就該像站在地獄入口一樣，心存敬畏，深思而慈悲。」

謹記慈悲的眼神。一如《異鄉人》中溫柔的冷漠，我相信世界上存在著一種漠然與落寞，內裡蘊藏著最為深沈的關切、同情與慈悲。

〈山路〉中，在主要劇情、人物舉止、角色面容與對白之間，錯落著對於周遭景物的描繪，而穿梭於現今與過去的思緒，使得小說瀰漫著那樣宛若在遙遠的眼神中，脫口而出「我記得⋯⋯」的、令人目眩的光暈。我願將這種感受稱為「新穎的陳舊氣息」，不久前，我重讀了保羅奧斯特的《孤獨及其所創造的》，他在〈記憶之書〉中提到一種「對於現在的懷舊情緒」，他感到自己「不再活在當下」⋯⋯新穎或許來自於疏離與陌生的感受：抽離出當下，好似拿著望遠鏡考察自己的過往，於是一切事物都靜寂、無聲、遠在天邊。它們不停地穿越停滯的我，無聲無息地在我身後落下影子，想必我那時即使淌下淚珠，也是無聲無息的吧。電影《年輕氣盛》裡，保羅索倫提諾就拍出了這樣的遲暮。

我讀〈山路〉時，察覺到隱藏在文字間的詩意與靈光（aura），我因此在讀完的時刻失去了語言，或許也超越了語言的層次。許多作品捕捉詩意（poetry），也有許多作品描寫政治（politic），而陳映真同時在一篇小說裡，寫出了兩者，這會不會是使我久久沈默、無話可說的緣故？

小說末尾是蔡千惠的書信。我看見一位向內不斷砥礪自己，並以此填補（對她來說，或許是彌補）內在歉疚與自責感的女人，願意以一生來感受痛苦。那樣的填補與痛苦在她的想像裡，是不能夠中止的。她懷抱著原罪，祈求在死滅的時刻，能夠在黃貞柏與李國坤的讚賞中贖去罪過，但當她意識到自己背離了那樣負罪式的生活許久的時刻，她也無力挽回了。現今的她已屆遲暮，渴望的不過是被自己所珍視一生的人，深深地記在心裡。

我又再度想起了《孤獨及其所創造的》，人生中的失落與耗損，往往是孤獨的源頭，人們也是因為如此，漸漸地打造了自己的王國。如果有一天，王國在瞬間崩塌了呢？當孤獨不再使人有創造的力量的時候呢？我好像可以在年少的蔡千惠身上，看見未來攀藤在她身上的褶皺、傷疤與淚痕，於是，一切的一切又回到了那句「對於現在的懷舊情緒」⋯⋯。

（寫於20160401 21:30）

演講筆記：沈清楷：寬恕的疑難——不可能與困難，之二

（接續「演講筆記：沈清楷：寬恕的疑難——不可能與困難，之一」）

德希達的論述中，圍繞著這樣的核心：寬恕有沒有可能？若是寬恕「能夠被寬恕的事物」，那麼作為寬恕對象的事物，在進行寬恕之前就已經被原諒了，這樣寬恕還需要存在嗎？如果寬恕的對象是「不可被寬恕的事物」，亦產生了一個矛盾：既然是不可被寬恕的，我們談的寬恕究竟有沒有意義？

沈清楷提及了一本著作《記憶、歷史與遺忘》（應是法文直譯），其中的最後一章裡，作者回應了德希達的看法：寬恕是困難的，但並非不可能。德希達在日後如此回覆道：如果寬恕是極端困難的，那麼它跟不可能有什麼差異？

藉此，沈清楷切入了講座的主要架構。寬恕的對象，必然帶著「錯誤」的色彩，而事物要是「錯誤」的，勢必擁有一個價值判斷基準作為前提；推衍繼續進行，則要產生這個價值判斷，必定有一個事件的發生。這便意味著，「事件真相」的澄清與瞭解是做出價值判斷的重要前提，但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之中，真相卻失落在政治權力的操控之中，我們仍然依靠著大量的歷史空缺處，無能以更多的史料，重建過去事件的真相，因此也無法對事件作出價值判斷。在這樣的處境之下，我們如何能夠去談論寬容與寬恕？我們與寬恕的對象（被判斷為錯的事件）之間距離太過遙遠，身在台灣的我們，口中所說的「寬恕」究竟是什麼？

問題產生了：我們要寬恕什麼？誰可以被寬恕？誰願意被寬恕？沈清楷說道，有些加害者否認了「加害」這個施予在他身上的身份，因此不願被寬恕。他們或許會這麼說：「我會這樣做也是受到時勢的逼迫，你們要跳脫自身的框架來理解為什麼我會做出那些選擇。」意味著：時代的壓力與重量，壓制了個人的心靈。而我們即便梳理了當時的時代背景與社會建置，試圖理解他們是受到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力量驅使，進而落實為行動，我們仍無法改變這樣的一個事實：有人受害了。

沈清楷舉了五個情境，在各個情境中設計了一些受害者與加害者、受害者與旁觀者、加害者與旁觀者的對白，這些情境分別是「無法原諒的受害者」、「不願被原諒的加害者」、「不原諒的受害者」、「旁觀者的正義之一」、「旁觀者的正義之二」，我在下文分別列點敘述：

一、無法原諒的受害者

其中有一句我記下的對白，出自於受害者的口中：「若是我要好過一些，只能遺忘你對我造成的傷害。但我需要牢牢記住。」

由此引伸出的問題，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肯定寬恕並非他律而是自律，那麼受害者有沒有義務要去寬恕加害他的人？為什麼社會上的輿論中，處處可見這樣的義務？

二、不願被原諒的加害者

一句對白，加害者說：「你知道你的原諒沒有任何意義嗎？即使認錯我也不需要你的原諒。你需要的是我的屈服，好讓你好過一些？你真的原諒我嗎？你的寬恕難道不是在呼喚我的內疚？讓我在良心中譴責自己？我不是你與你的過去和解的手段。我們的和解不過是種假象。」

另一句對白，加害者說：「你可以懲罰我，但你不要寬恕我。」

由上述的對話，我們可以察覺寬恕並非面對錯誤的唯一方式，意即寬恕不必然會發生。為什麼在懲罰之外，我們需要增加「寬恕」？加害者不願被寬恕時，寬恕有沒有意義？寬恕與懲罰的差別，在於寬恕並不存在著「比例原則」；而寬恕之所以要成立，需要具備加害者「真誠地自認為錯」與受害者「真誠地願意寬恕」的前提。

三、不原諒的受害者

受害者這麼說：「我的原諒這不是讓一個充滿悔意得你覺得無地自容？寬恕難道不是更大的懲罰？因為不想懲罰你，我選擇不原諒你。」

這裏的受害者身上，善意是存在的：為使加害者內在產生的內疚情緒不持續擴大與存在，因此透過不寬恕來達成目的。

四、旁觀者的正義之一

作為社會集體壓力意象的旁觀者說：「跟社會大眾跪下你這樣做不覺得可恥嗎？」

在這裏，沈清楷提及了「和解」之所以有意義，是建立在「有人犯錯」的前提上。他說：「如果不需要和解那有多好？」意味著：我們對真相揭露的堅持，正呼應了我們對外來的想望——避免未來不必要的和解。

五、旁觀者的正義之二

旁觀者說話了：「一起拍個照吧，表示你們的和解。要原諒、要放下、要和解。」

我們時常需要面對他人過去的苦難與創痛，無論是上述那樣過快且去脈絡地要求受害者和解與寬恕；或是建立起受害者的陪伴機制，並仍企求寬恕與和解的信念，兩者皆不脫「對於寬恕的想像」的命題。

為什麼只是想像？大多數人從未真正進入「寬恕的狀態」之中，日常生活中的寬恕（在口語時常是「原諒」）常常僅是一種安慰他人，或者自我安慰的手段與藉口，並不是真正誠實的寬恕。

寬恕會不會只是遺忘的變形或結果？記憶與寬恕是不是沒有相容的可能性？

——我們要認知到：和解、寬恕、原諒的發生，並非自然而然的。

（待續）

（寫於20160401 00:10）

課程：「台灣現代小說選讀」預讀心得——周金波 《水癌》、《「尺」的誕生》

ㄧ、《水癌》

從文本中提及的關鍵字眼（如「七七事變」、「皇民鍊成運動」），可以察覺出周金波為這篇小說設定的背景在於皇民化的台灣，而作為主角的「他」是一位牙醫，這樣的職業亦必須放置到歷史脈絡中理解。文本中寫道：「他在治療患者牙齒得當兒，並沒有忘記盡力宣傳它的必然性。」而文本中的必然性，指的是皇民化運動中，主角所認可、命名的價值「燒毀迷信、打破陋習」。閱讀這篇文本，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意義，或許是帶來了一個我從未想像（或者，無從想像）的歷史想像與閱讀經驗：皇民化時期，存在著這樣的台灣文學。

文本中的牙醫，是真誠地認為皇民化運動為台灣帶來了近代化的好處，並也真誠地為死去的孩童遭受不負責母親的對待，感到不平與深刻的同情。此時，牙醫將民族認同語境中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代入了普遍存在於不同民族內部視野中的「壓制者（母親）與被壓制者（孩子）」之中，因此，「留著骯髒血液的女人」成為了牙醫對台灣人的民族想像。

牙醫從內在扎實地生長出的對日認同與「教化島民」的使命感，在良善與進步的自我意識中，遮蓋了台灣被日本「殖民」的事實。我要如何、從何來理解這樣的作家？他在什麼樣的心境與認同中，寫下這樣的作品？我能不能跳脫以深化到內部的歷史觀看方式，試圖尋覓周金波的書寫內容，以及他所關懷的對象？社會安全的共識，能不能容許存在著「危險的藝術」，例如貝蘇珊桑塔格視為「法西斯美學」的攝影家Riefenstahl？社會學視野的切入方式，是不是也有無法涵蓋文本文學性之處？藝術與文學中藝術家的認同問題，與藝術家本身是否擁有誠實與良知，兩者是不是必然地互斥？

二、《「尺」的誕生》

相較於《水癌》，我比較喜愛《「尺」的誕生》。小說的篇名存在著隱喻：「尺」是什麼？「尺」如果作為一種衡量時所用的物件，那麼是由誰判准「尺」的刻度？隨著「尺」的誕生，出現了界線，而這個界線是外在的結構所造成，還是由個人內在的自卑所造成，亦或是無法截然地劃分？

小說裡有兩個空間上的關鍵字：小學校、公學校。周金波以孩童的眼睛，描繪出東北事變與上海事變後的台灣社會氛圍，藉由尚未形塑出穩定的觀看方式、帶著迷惘情緒的孩童，將文本帶往了關注於內在的層次。對於孩童來說，殖民一詞尚未擁有名字，對於日本人的理解，或許停留在「與父母對孩童的管教」相當的層次中。主角看見了日本孩童的進步，因而產生了欣羨，這樣的欣羨並不奠基於民族優越或卑劣的意識上，於是，我們可以觀察出主角的嚮往，在文本中以不同詞彙出現：「皇軍進擊圖」、「意猶未盡地頻頻回頭」、「跟士官牽著手一起的小孩，必是士官的弟弟或親戚的兒子」、「聽到『小學校』，一種深藏的、莫名的喜悅，迅即流露在他臉上」⋯⋯。然而，仍可以在文本中尋出主角作為台灣本土孩子的痕跡：街上囝子打架的方式、不愛穿鞋等等。

結尾處，周金波寫出了鋪陳已久的自卑，如何在深深地紮根之後，終於包覆了作為主角的孩童。主角藉由一種疏離而旁觀的眼睛，意識到自身過往的難堪，因此失去了勇氣與尊嚴，漸漸地在沈默中承受著自己加諸於自身的譴責，而這樣的譴責，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著一定的關連：是什麼樣的社會關係與體制，讓一位孩童在童年時期，因著族群的差異而將自卑內化成為自責？

（寫於20160329 23:40）

Aura:晨跑

光在樹枝上住了下來
有時也會閉上眼睛
感受樹枝上結起的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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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鏽色的深藍鐵壁上，一塊塊剝落的油漆殘留，想起羅蘭巴特的《哀悼日記》：

「最讓我驚奇的：喪愓是一層層的，像硬化的痂。

（也就是說：沒有深度，一片片的表層
——或應該說每一片都是完整的。成塊的。」



當我感到自己身在事物的縫隙中，我便看到安娜與安德斯的眼神，以及面容。

比如：全身紅色衣褲的男孩，在灑著車窗碎片的草地上，踢著鮮紅色的足球。我邊跑邊試圖拍下他，但手機晃得劇烈，我只拍到跑道的邊緣。那影像，活像是魚眼的窺伺。

又比如：一隻狗，坐在我的水壺旁，不知從哪裡來。一隻鳥，遠離了鳥群，從我仰望牠的眼睛上方飛過。一個倒掛的樹牌，成排的大葉桉。掉漆的鐵欄杆，裸露出真誠的原色，像模糊的鏡子。真誠的向度：時間在上頭用蠟筆畫出一致的方向。

(寫於20160329)

觀影隨筆：《羅爾娜的沈默》

《羅爾娜的沈默（2009）》

今日，我捨棄了導演畢贛近日來在媒體上被廣泛宣傳的《路邊野餐》特映會，在公館地區的小小空間裡，看了達頓兄弟2009年拍攝的電影《Le Silence De Lorna（羅爾娜的沈默）》。

我察覺或許長期以拍紀錄片為主要路線的導演，拍起劇情片時，都有著令我難以名之的力道與細緻，展現在一個不經意的眼神、有著沈默交錯其間的對白、停駐在角色臉部上的面容⋯⋯。我在看著這部電影的同時，想起了另一位亦有著拍攝紀錄片經驗，後來轉為拍攝劇情片的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那是一個記憶中飄著雨的夜晚（如果在波蘭，或許接近傍晚吧），我看了奇士勞斯基《十誡》中的第七誡「真假母親」，並深刻地感受到內在的戰慄與沙啞。我許久未看過對白如此精煉細膩、隱而未顯的電影，連同吐露話語的角色面容，我緩慢但不停滯地，看見了他們背後龐然且立體的交織。立體是時間造就的向度，在角色的話語與表情中，那些因著時間差而形成的隔閡、無法挽回之下必定的認命與漠然，透過沈靜與無聲，在我耳邊說起細碎的音節，我的腦海中竟浮現了這樣的語句：一股新穎的陳舊氣息。

《羅爾娜的沈默》的開頭，羅爾娜接到了兩通電話，而接起電話的羅爾娜，面對著不同的媒介（家電與手機）與對象（克索德與克勞迪），語氣及態度上呈現出相當的落差。我將這個細節寫在筆記裡，「兩個電話。」我寫道。隨後又寫了「吸毒者反反覆覆，最後死掉，這是常有的事。」這是一句台詞，出自於組織裡其中一位地位顯著的男人的口中。

達頓兄弟將歐洲跨國移民的想望，以及依循著想望接連而至的不堪手段，融合進同樣被視為邊緣處境的吸毒者生命之中，並在其中創造了許多婚姻與其外延的關係，藉由這樣的窗口，我們得以窺伺一個有著目的性，卻時常在良心與目的之間來回搖擺的女人，何以在面對男人們時，擁有「沈默的勇氣」，以及更加珍貴的「保有值得言說的內容」。沈默本身並非惡，脆弱與無知亦然，羅爾娜的沈默有著真誠面向自我的厚實，她壓抑的情緒與搖擺不定的內在拉扯，在得知自己懷有身孕時，靜止在篤定而堅實的地面。新生與死亡，宛若「一個小小的奇蹟」，那或許是個充分感受到他率的神秘時刻：一股超越的力量、一種來自上帝的慈悲眼神⋯⋯。羅爾娜看向要求她墮胎的男人，說：「他不是『那個吸毒的』，他叫做克勞迪。」

想像一座森林，森林旁是一條車輛稀少的公路。一位女子隻身在森林中疲憊地奔跑，她身穿紅色系的衣物，在黯淡的綠色佈景中漫無方向地跑著。她不沈默，她說話了：「他們要把我們殺了，我們要活下來」、「我們來生火吧」、「我讓你父親死了，你會活下來」⋯⋯。過去羅爾娜的沈默與發聲回應著那些男人，而現今的她不寂寞，她在孤獨中擁抱僅有的堅強，她的脆弱是她的謙卑與愛。她生起火，躺在木板上蜷縮起身子。

「安心地睡吧。」她說。

（本篇僅是隨筆，期待將來有更細緻的描寫。）

（寫於20160329 22:30）

演講筆記：沈清楷：寬恕的疑難——不可能與困難，之一

（我缺乏許多外延的知識與視閾，因此也查詢了一些資訊，一併寫入文內。）

由於臉書的篩選機制，我今天（20160328）是先滑過一篇又一篇關於死刑（與其周遭議題）的評論與發文，才總算找到關於事件本身的訊息。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內湖女童割喉案。新聞標題聳動驚心，主流媒體的新聞內容中，我只看了受害者家屬（母親）的發言紀錄而已，並在閱讀時想起了今晚剛聽完的演講，主題是「寬恕」，因此勢必存在著必然會討論到的命題：傷害、錯誤、殺戮。

這個講座是由台大哲學桂冠獎的團隊所主辦，原先的題目為「論反恐與寬容」，或許是這樣的緣故，講者沈清楷在講座的初始，拋出了「比利時恐怖攻擊事件」的關鍵字，由此切入「寬恕」。

這些是無法全然孤立來討論的問題：寬恕有沒有可能落實？如何在不忽略受害者的受害經驗與其延續的前提之下，談論寬恕的可能？寬恕是不是具備資格性？國家能不能擁有寬恕的資格？宏觀視角下的寬恕結構，能不能放置在與微觀的寬恕結構相同的平台上討論？旁觀者的介入與代言，在呼籲寬恕的同時，面臨什麼困境、侷限與謬誤？

恐怖主義在沈清楷的語境下，分為兩種樣貌。一是「政府施加於少數民族的標籤」，目的在於形塑一個族群的扁平面貌，並同時製造出蔓延浮濫的恐懼情緒，例如中國政府對待西藏與東土耳其斯坦；二是「恐怖主義的歷史脈絡」，沈清楷以上個世紀五零年代的法國作為例子，當時的法國面對阿爾及利亞的武力反抗，稱呼在巴黎進行恐怖攻擊的民族陣線成員為「恐怖份子」。而在法國作家卡繆於1949年出版的劇作《正直的人》中，亦是以恐怖攻擊作為背景：俄國社會革命黨意圖推翻當時作為統治階級的沙皇政權，然而，由於雙方所掌握的權力與資源並不對等，因此社會革命黨採取武力作為行動的方式。

恐怖主義有著一些可以辨認的特質，包括「具有暴力性」、「是為外來力量進入一個國家，並在該國家內部進行的恐怖攻擊行為」等等，而不可忽略的是，如同先前所提及的「政府施加於少數民族的標籤」，我們必須謹慎地考察恐怖主義的建構過程，並在考察的工作裡保有清醒而堅實的自我認知。

法國總理歐蘭德在2015年11月16日——法國乃至於全世界皆震驚於巴黎恐怖攻擊事件的期間——發表演說，並宣稱法國「已進入戰爭狀態。」表示13日的恐怖攻擊是由敘利亞策劃、於比利時進行組織的「戰爭行動」，並滲透入法國境內。歐蘭德開展了一個想像：恐怖主義與戰爭之間劃上了等號。連帶著想像而來的，是環環相扣的疑問：戰爭是什麼？由誰來發起戰爭？戰爭裡的加害與受害結構是什麼？真的能夠與恐怖攻擊一同併語嗎？

戰爭是以近代國家為單位、國與國之間的角力，與恐怖主義相同的一點為「具有暴力性質」，然而，其內部的加害與受害結構，卻是國家與廣大民眾之間的關係。我想起臺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曾說過：「沒有真正的戰勝國。」勝利的始終是國家，受苦的始終是人民。人民在戰爭時期與戰後的重建時光裡，無需區分國與國的疆界、民族的認同，都是苦難的承接者。因此，當歐蘭德說出「法國已進入戰爭狀態」時，有這樣隱含於其中的意義：如果將恐怖攻擊視為另一國對於法國的宣戰，那麼，法國便有充足的合理性基礎，對於該國進行反攻。依循著這樣的邏輯，試想一個問題：北約對於伊拉克與伊斯蘭國的介入，是不是也是一種恐怖攻擊？美國派兵進入阿拉伯半島，是不是也是恐怖攻擊？

面對諸如巴黎恐攻等事件，有一個危險存在於資訊流通迅速的現代社會：人們太容易過於快速地同情受害者，而忽略了受害者並不僅僅是被難見的那群，更涵括了不被看見的廣大沈默者。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