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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6日 星期一

課程隨筆:關於排灣族傳說「Palji」

(為課後寫信給助教的內容,在書寫的同時也整理起自己的思緒)


助教你好:


關於今日的台灣史一討論課,因為時間與我當下還沒整理好思緒的緣故,有些想法沒有辦法在課堂上討論與詢問,因此想在課後由寫信的方式來表達。


我在討論課被分配到的組別是討論排灣族「Palji」的主題,我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有些疑惑,因為這一個主題並不同於其他傳說常見的主題,諸如洪水、射日、黥面等,其中有強烈的「詮釋現象、賦予現象意義」的意味,這樣的意味也成為了這些故事的功能。比如說,我能想像在這些傳說被述說的當下,聆聽的人們有著洪水的概念與想像、有著太陽與日曬的經驗、也見證著自己族群內的黥面習俗,也就是說,這樣的故事有一種依附性:依附於述說故事當下的那個時空、所依舊存在而必須被解釋的現象與事物。


然而,「Palji」的故事卻不同,它們更像是獨立存在,只為了說故事而說故事的故事,應該說,是只為了描述「曾經有一個人叫做Palji」而說的故事,但事實上,在故事述說的當下,已不存在Palji這個人,因為他是個體,不是洪水、太陽、黥面這類接近「概念」與「形象」的事物。


因此我產生一個疑惑:為何說這個故事?它解釋了什麼?在討論課中,同學有說到它解釋了禁忌之地、巫術、征戰對象等等,助教也說到根據地理位置的不同,各版本的Palji故事也不同,並能由此觀察出創造故事的群體,他們所身處的形勢與環境是什麼。但在我的理解中,這些僅僅是「呈現」,而非「解釋」,我認為這些故事依舊把絕大多數的能量集中在Palji的存在(以及他所具有的能力)上。我試著想像人們在述說這樣的故事時的情緒,可能是恐懼的、畏縮的,而這些恐懼並不單單只是厭惡與憎恨式的拒斥,我倒覺得更接近於一種與神照面的感受,在恐懼中也摻雜著虔敬的成分。


我一直想到的是赫曼赫塞的《徬徨少年時(Demian)》。故事中Demian對主角辛克萊提到了該隱。Demian認為該隱並不是如同後世所傳說的,是史上第一位殺死兄弟的人,該隱之所以呈現這樣的形象、以這樣的姿態被人所知,是因為他被賦予了「印記」。在Demian的詮釋裡,該隱成為誠實、勇敢、能承擔自由的人,因此為當時的人所恐懼。(我想,在現今的社會中,這樣的情景依舊存在:人們會害怕、排斥、甚至厭惡那些足夠勇敢的人,因為那些人有勇氣承擔一般人所不敢做的事)而這樣的恐懼源自於:人們無法理解該隱、無法對他的行為賦予意義。人都有對事物賦予意義的本能,無法賦予意義時常是恐懼的來源,因此人才要取名、分類、說故事、信仰神靈。


因此,該隱是背負印記的人,也因為他夠孤獨,所以他無法以自身的證詞,去駁倒這個印記。在時間的洗練之下,只有印記被傳了下來,該隱成為罪惡之人。


我想,Palji也可能是這樣的存在。在他所生存的當時,他太過於特殊,而他的特殊招致不同的反應:有些是恐懼,甚至發展為憎恨,有些則敬畏他。但這些反應有一個共通點,也就是「隔離」。而毒眼與手指,很可能並不是真實的情況,而是群體所給予他的「印記」。


於是Palji成為了類似該隱的存在,述說他的故事,用意可能也接近述說該隱的故事(第一位殺害兄弟之人),帶有警戒的意味,更甚於解釋一些概念與自然現象。


我曾跟朋友討論過一部今年年初在台灣上映的電影《索爾之子》,內容講述納粹集中營的故事,同時我們也討論在李維的《滅頂與生還》及《週期表》。


那位朋友跟我說:「人們為什麼會害怕該隱?因為他見證了人類道德經驗的極限。我忽然聯想到,如果納粹果然將有關大屠殺的所有見證消滅殆盡,連他們自己也遺忘了。那麼若有個人,假設是那個電影中最後消失在森林中的金髮男孩好了,他出來宣稱,他見證過大屠殺的存在。沒有人會相信他,因為這麼可怕的事不會是上帝以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會做的事。人們會反過來指控他,是他犯了罪,因為嫉妒而殺了自己的兄弟。」



我覺得他這段話能精準地說明我想說的、關於Palji傳說的想法。



(寫於20160926)

2016年9月15日 星期四

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 ——索爾之子【遺珠:它們依舊環繞著太陽運行(之二)】

(本文接續了「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 ——索爾之子【遺珠:它們依舊環繞著太陽運行(之一)】」)


【關於沈默】


我說:「第一次看這部片的時候,我被索爾『沈默的承擔』所吸引。有一段時間,直到現在,我都還在思考關於沈默的意義、說話的意義。因為我一直無法全然信任『今天你不站出來,以後沒人願意為你站出來。』這樣的說法。


而阿多諾也說「奧斯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攝影也是。這種在界線前的謙卑,透過沈默傳達出來。苦難由於是不可在現地,因此我們必須謙卑地站在界線之前。我們的沈默與止步,或許只能藉由虛構的力量去嘗試接近界限後的事物,比如〈永盛街興衰史〉就是這樣,《浩劫》也必定是如此。


我一直在想:過快的發聲,是不是反而承擔不了任何事物?前陣子朋友傳給我莫里斯布朗肖的一句話:『說話,這在本質上就是把可見之物改變為不可見之物,就是進入不可分割的空間,進入到存在於自身之外的內在深處。說話,這就是建立在這個點裡:在那裡,話語需要迴盪和被聽到的空間,在那裡,空間在變成話語的運動本身的同時,成為知曉的深度與顫動。』裡面引用了里爾克的話語:『如果不是造就不在場的,不可見物的話語,那麼又如何承擔和拯救可見之物?』我以為,這是沈默與說話的迷人交會。你在說話的時候,也勢必得要意識到自己正承擔著什麼不可見之物,並也必須透過沈默,去承擔起可見之物。」


志誠說:「關於可見之物與不可見之物,我想到的是《徬徨少年時》(Demian)重新詮釋該隱的封印。人們為什麼會害怕該隱?因為他見證了人類道德經驗的極限。


我忽然聯想到,如果納粹果然將有關大屠殺的所有見證消滅殆盡,連他們自己也遺忘了。那麼若有個人,假設是那個片中最後消失在森林中的金髮男孩好了,他出來宣稱,他見證過大屠殺的存在。沒有人會相信他,因為這麼可怕的事不會是上帝以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會做的事。人們會反過來指控他,是他犯了罪,因為嫉妒而殺了自己的兄弟。」


【關於《週期表》】


子齊說:「我想到週期表中的〈鈦〉這一章,一開始只看書的時候沒什麼感覺,後來看了電影又搭配著剛剛的討論,這一章裡面的圓圈對我產生了不同的意義。我覺得李維以輕鬆的筆觸去寫這個圓圈、這個限制,其實是無比沈重的。」


【關於暈眩】


我在聚會中,也提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輕與重」,宸君接續著我提及了「暈眩」的感受,志誠於是說:「就像特麗莎,她一方面想擁有自己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正是集中營要剝奪的),一方面也fall in down,成為了弱的一方(托馬斯則是強的一方)、放棄成為唯一與獨特性。這是一種暈眩的處境。」


【關於歷史教育與德國的轉型正義】


宸君說:「我之前讀《文學理論倒讀》,裡面提到德國在面對大屠殺的歷史時,只會自虐式的道歉。他們對於納粹是極度敏感的。」


我回應宸君說:「我之前也有跟馨儀聊過,德國等西方國家對於納粹的法律,像是如果一個人行納粹禮,是會判十分嚴厲的刑責的。但我就會疑惑說,戰後出生的一代,或者像我們這樣的青少年,他們並不真正理解納粹的意義、大屠殺的意義,而他們又處於非常不穩定、衝動、質疑一切、追求自我的時期,很可能在沒有正確認知納粹的情況下就去模仿它。那是出於無知的模仿,這種無知也與他的生命狀態(青少年)連接在一起。這時候如果判他很重的刑責,甚至讓他往後的生命都必須背負這樣的印記,帶著罪咎活下去,真的是好的嗎?會不會牴觸了人性尊嚴?」


志誠說:「我覺得要讓戰後的世代理解大屠殺的狀態,真的只能靠文學、藝術。而不是歷史教科書(當然也是必要)那樣非常快地去judge。」


品薰說:「之前看某部作品時,裡面有講到日本人面對戰爭時的態度,發現其實和宸君剛剛講的差很多。他們是十分張揚自己的認罪的,甚至那套說詞都已經成為固定的想法,而失去了內部意義。他們就是固體了,我會想到那位想自殺的拉比,他把鋤頭丟出去,我就會想他是不是真的需要那個鋤頭。」


志誠將焦點拉回了我們在聚會中一直討論的「個人性」,他說:「那樣的認罪其實依舊是附著在集體性下,這時候我們就會疑惑,他們的認罪真的是出於對自我獨特性的認知?還是隨著政策才認罪的?


我覺得很重要的還是南非真和會的例子,那位奧比薩克思等人創建的制度。他就是要你去回憶,而不是只是說『我有罪、我認罪』。那樣的回憶就是回歸到你的個人性。集體的道歉(像是日本那樣,就算他以個人之口說出)不等同於個人的道歉。


那些人詳實的回憶才是被害人或其家屬真正需要的,他們真的care大屠殺是什麼嗎?納粹是什麼?或者在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們真的care白色恐怖是什麼?比起這些,他們care的或許真的只是自己死去的親人、愛人、友人經歷了什麼、如何死去。


這些加害者們有義務藉由回歸個人性的回憶,去補足那些『我的父親、我的朋友、我的丈夫』是什麼樣的人。」


【關於自殺】


志誠說:「面對這樣的歷史,我還是願意相信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我曾看過一句話:『因為我們面對死亡,我們才回過頭來看到什麼是活著。』而放置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或許可以說:『因為我們面對集中營,我們才回過頭來看到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文明。』


自殺的人其實都是熱愛生命(意義)的,因此對他們來說,自殺是一種安息、休息。他們是一種勇者的形象,一直在struggle,那種面對生命之虛無的struggle。」


馨儀則說:「關於自殺我會想到華萊士,他一直在面對生命中的無聊,一直在問:這種無聊的生命如何延續?他有一次演講,講題就叫做『這是水。』你意識到你無論如何都逃離不出水了。對華萊士所說,抵抗孤獨的同時就是進行孤獨。」


志誠回應道:「是啊,生命中沒有固定的意義在等你。每天早上起來,其實就是重頭開始。這其實很類似於薛西弗斯。所以重要的是不斷賦予生命意義。


古希臘哲人會說:『人之所以不為惡,是因為他不想和自己不喜歡的人相處。』而現代社會,則是說:『和自己相處是最難的。』那個『自己』就是thinking ego,當這個thinking ego不在了,就會有平庸的邪惡。現代的哲學其實很像是病理學(笑)。」


在我聚會後的幾天內,曾詢問過志誠一些我概念仍十分模糊的事物,其中一個便是卡繆的反抗。以下是他的回覆:


「我認為『上帝已死』是不必宣告了,這個時代早就接受了這樣的處境,而且一路直奔向前。卡繆認為死亡是最大的不正義,他甚至認為人類結社、組成社會,是為了對抗這樣的不正義:死亡、無生命、不存在non-being、無意義。


像是薛西佛斯一樣的反抗精神,神話裡的薛西佛斯正是太認愛生命了,才想辦法欺騙冥王,從他手上溜回來。莫梭最後說的: I laid my heart open to the benign indifference of the universe,是對『無意義』的反抗。這是希臘人深切感知的一件事,所以尼采在『悲劇誕生』中,才會想像異邦人面對雕像驚嘆,而有一段對話對異邦人說(大概意思):『這是一個如何的面對深淵感到暈眩,如何感受到酒神力量的民族,以至於需要那麼強大的太陽神的力量(雕像),好讓他們活下去。』


漢娜說的驚嘆,是讚美與思考,是永不停止的賦予意義的能力與意願,我覺得那就是卡繆的反抗。」



【以下是最後的分享,關於這次聚會的感想】


有一個聲音這樣說:「在回憶中意識到自己是共犯。」(然而我在回憶中,已忘記聲音的主人。)


宇雯說:「可能是剛從APDEC回來的關係,我會想的是為什麼他是一個孩子?我自己其實是很抗拒長大的,所以會很在意那些長大之後可能不在的事物。什麼是孩子擁有的?


志誠說:「是啊,當我們在回憶中意識到自己是共犯,就會產生一種原罪感。原罪來自於知曉善惡,你就不再是孩子了。」


昀昊則說:「我覺得那小孩其實就是基督。索爾抱起他的姿勢,是那樣的形象。」


晏寧說:「我沒有來得及看到電影,但我想這部電影一定會是讓我看完為之沈默的故事。我也覺得我永遠不會是一個準備好的狀態去接收這樣的東西。」


怡靜提到了辛波絲卡的詩:「剛剛有人講到電影裡那種『日常感』,我會想到辛波絲卡的詩:〈葬禮〉。裡面是很多在葬禮上的人的對話,對話內容漸漸變得很日常,聊許多日常的瑣事。日常是一種生活的必須,我們還是得要繼續過日子下去。」


志誠說:「推薦大家去一起讀《卡拉馬助夫兄弟》。漢納鄂蘭說過,我們(現代性)已經回不去希臘的永恆史觀(eternal return)了。我就會想,活在小說中也是永恆的。在重複之中,每一次都有新的意義。人其實是喜歡封閉式結構的,那是一種『家』的感覺。但這個世界其實不是這樣子。」


輪到我的時候,我是最後一個發言的人了。我說道:「對我來說收穫最大的是結尾的解釋、關於不同世代的孩子。我一直覺得最後的小孩是很輕盈的存在,不同於其他電影中的角色承擔著生命的重量,因此一開始傾向於將他解釋為幻象,但他又是個實體,可以被德軍利用。我也想過那孩子會不會是赫曼所說的『童年的傳說』。」


以下是辛波絲卡〈葬禮〉:


葬禮 ◎辛波絲卡 |譯 陳黎 /張芬齡

 
「這麼突然,有誰料到事情會發生」
「壓力和吸煙,我不斷告訴他」
「不錯,謝謝,你呢」
「這些花需要解開」
「他哥哥也心臟衰竭,是家族病」
「我從未見過你留那種鬍子」
「他自討苦吃,總是給自己找麻煩」
「那個新面孔準備發表演講,我沒見過他」
「卡薛克在華沙,塔德克到國外去了」
「你真聰明,只有你帶傘」
「他比他們聰明又怎樣」
「不,那是走道通過的房間,芭芭拉不會要的」
「他當然沒錯,但那不是藉口」
「車身,還有噴漆,你猜要多少錢」
「兩個蛋黃,加上一湯匙糖」
「干他屁事,這和他有什麼關係」
「只剩藍色和小號的尺碼」
「五次,都沒有回音」
「好吧,就算我做過,換了你也一樣」
「好事一樁,起碼她還有份工作」
「不認識,是親戚吧,我想」
「那牧師長得真像貝爾蒙多」
「我從沒來過墓園這一區」
「我上個星期夢見他,就有預感」
「他的女兒長得不錯」
「眾生必經之路」
「代我向未亡人致意,我得先走」
「用拉丁文說,聽起來莊嚴多了」
「往者已矣」
「再見」
「我真想喝一杯」
「打電話給我」
「搭什麼公車可到市區」
「我往這邊走」
「我們不是」


/


而就在我寫完了文章的初稿,並交由聚會的大家看過之後,志誠給了我這樣的回覆:「『投身』這個字讓我想到卡繆在阿爾及爾的夏天裡說的,『我們不說go for a swim,我們說indulge in a swim.』。有趣的是,查一下indulgence這字,在天主教裡,有大赦的意思。」


我沒告訴志誠的是,自從一年多前我參與了他所舉辦的讀書會,並在那兒與大家一起讀了〈阿爾及爾的夏天〉之後,「投身」這個詞彙便一直存在在我的思緒之中,好像有了生命似的。對我來說,面對生命就得要向卡繆所說的游泳一般,全身投入其中才可以。我十分喜愛(甚至感動)於志誠提到天主教的「大赦」意義,即便我處於「上帝已死」的世代,我仍相信那樣十分宗教性的感受,就如同漢娜·鄂蘭所說的「柏拉圖的驚奇」一般。



(寫於20160916)

2016年9月14日 星期三

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 ——索爾之子【遺珠:它們依舊環繞著太陽行運行(之一)】

「對我來說,『索爾』已經成為類似形象的存在,甚至當我在看其他部電影的時候,我腦中也會浮現 “they’re Saul.”這樣的句子。」


我記得聚會當天,我是以這樣的句子開啟我們之間的談話。大部份談話的內容,我從類似逐字稿那樣的紀錄,到區分一個又一個主題與軸線,最後寫成較為完整可讀的文章。在這樣的過程中,勢必捨去了什麼(因而也創造了什麼),比如那些語意或許模糊,卻因此十分詩意、更能夠傳達出事物「狀態」的話語;也比如那些不具備足夠能量,因而無法成為一個主題或軸線,但卻依舊不減它的重要性的思緒。


這篇較為隨性的文章的目的,便是彙整起這些遺珠。我相信:即便它們的質量並不足以使自身收縮為球狀,但它們依舊環繞著太陽運行。


/


【關於孩子與集中營】


志誠說:「『孩子』在集中營究竟是什麼樣的位置呢?像李維在《滅頂與生還》中就有說到,戰時(接近戰爭沒尾)的德國、戰後的德國十分窮困,所以才在四零年代興建集中營,一方面也提供免費勞力。為什麼住在集中營附近的人不知道集中營的存在?為什麼他們沒有稍微想到,明明戰後柏林是這麼窮困,為什麼還有這麼多小孩的鞋子、衣服可以穿?」


【關於集中營中人物的power】


昀昊說:「《索爾之子》預告片配樂叫作『這是什麼力量?』而在電影畫面中,人們被用力地拉扯,這令他感到一種命運一般的暗示,然而,他又不覺得電影的主題是宿命與自由意志的辯證。」


志誠回應昀昊:「集中營中的人們在肢體上的確是十分active的,那是非常自發(從內部產生)的力量,而不是被動。他們想要掩護誰、想要宣示什麼的時候,都有這股來自內在的外顯力量。索爾其實充滿了這種自發性的power,但又說自己是死的人。這部電影其實一直拍出一個狀態:不那麼做就活不下去。」


志誠又接著說:「李維在《滅頂與生還》中有寫到:集中營讓每一個人都無法成為受害者。我在觀看關於集中營的作品與歷史時,時常會感到非常不解,不解於他們為什麼不反抗?這樣的情形怎麼可能發生?而我後來就對自己說:『它真的會這樣,它真的會發生,而且其實,沒那麼難。』它比《黑暗騎士》中的Joker還要容易,Joker其實是一個形象。在集中營、在整個二次大戰中,你甚至找不到一個Joker。」


【關於電影拍攝的手法】


品薰說:「我覺得他藉由非常多的細節去拼湊出集中營的真實,像是那個拍照的橋段,就可以讓我們知道外於集中營的人地無知、無從得知狀態。他就是要拍下照片,讓外界的人知道集中營裡的情況。」


芍甫說:「我對於影片拍攝的手法印象深刻。攝影機時常拍的是索爾的側臉與背面,看電影的時候好像觀者也置入其中,觀者就是索爾身邊的某個誰。這是一種第一人稱的『我』的敘事。」


我是這樣回應的:「我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就很喜愛他的形式。對我來說他的淺焦鏡頭與其他的手法,已經是與內容不可剝離的了。甚至十分呼應了索爾的存在狀態:他是十分內縮的人,往自己內在探去,以至於外界對他來說是朦朧的風景,或許這也是他之所以能夠繼續在集中營中生存的原因。我覺得他就像一個房間、空間,窗外是朦朧的景象,他就坐在自己裡頭。」


芍甫另外也提出了對於兩個孩子的看法,他說:「我會覺得那兩個孩子其實同一人。不只死去的小孩是一個象徵,那個最後的小孩也是,小孩逃出去了,就好像索爾自己也逃了出去。死去的小孩如果被安葬,就好像索爾自己也能夠有安息的死亡。兩個小孩都是索爾的寄託。」


【關於兩個孩子】


於是我們的談話更進一步地聚焦在「兩個孩子」,子齊說:「電影中,索爾是面無表情的。我對理論不熟,不確定是不是可以講索爾是一個被規訓的身體?比如說他撞到長官會立刻脫下帽子,他是納粹的工具人,行為講求效率。


我記得他看見那孩子之前原本在刷地板,他聽到了呼吸聲,於是轉過頭去。那就是電影海報的畫面。在那之後,索爾的表情不一樣了,變得有靈魂。你看不到小孩,但你看得到索爾那時的表情。


我覺得在他看見那小孩之前,他是生存大於意義的,那種生存是動物本能的生存。而在那之後則是意義大於生存。他說:『我們早已是死的人了。』也只有在這樣的時候,索爾的意義才能夠大於生存。那是真正的活著的意義,而不只是生存而已,甚至生與死的物理狀態也不重要了。看到那小孩就像是目睹奇蹟。


剛剛有討論到片名為什麼不要直接叫『索爾』?我想到的是,這部電影不是在拍索爾,也不是在拍那個象徵性意義的兒子,而是就是在拍『索爾之子』。索爾之子便是這部電影想要傳達的人的狀態,索爾與兒子的連結是生命的延續。我也覺得索爾其實也知道那最後的小孩是通風報信的,但他笑了。那對他來說就是神,神會不會拯救他、會不會赦免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神來了』,這就夠了。」


志誠回應:「聽你這樣說我會很想重看他回頭那一幕。的確,當意義產生時,真正的生命才開始。當意義產生時,你不需要逃避死亡,反而能勇敢迎向死亡。我們常說意義其實是在行動裡的,就像異鄉人中的莫梭,他一開始是沒有意義的生存狀態,他的意義一直到他在牢房中時才產生,因此他有了生的慾望。


相信葬禮的人也就相信after life。索爾看到小孩也就像是剛剛苡珊說的零時,是一個new beginning,而小孩又是innocent的存在,充滿了可能性與個人性。但就像李維說,沒有人是無辜的。這部電影在結尾時告訴我們,就連我們一直視為innocent的小孩、索爾因此視為奇蹟的生還的小孩,其實都不是無辜的。片尾的小孩是報信者,他可能是無知之人,德軍以話術誘導他。但當他長大,慢慢知道什麼是集中營、什麼是二次大戰的時候,他接下來的人生就再也無法脫離了。」


長虹在這時提出了一點疑惑,她說:「我會很疑惑為什麼他們要停下來休息,如果是在生死關頭應該不會停下來休息才對。」


許多人覺得這個問題十分有趣,其中有一人便說:「也許是他們覺得逃出集中營就夠了。」志誠接著說:「對,有可能。當活著的意義完成之後,再繼續生存下去可能就是難堪了。就像李維與其他生還者在倖存之後面臨的罪疚與恥辱:我憑什麼活下來?憑什麼逃出來?因此他們真正渴望的是安息。褚威格也是,他也和李維一樣,其實是撐了很久才自殺的。就像沈從文在文化大革命之後轉向鑽研實體存在的物品,他們都在找可以支撐自己生命的意義。」


馨儀則說:「我看電影的一開始其實很進不去,因為我會疑惑,在那樣的處境之中為什麼不乾脆去死呢?一直到看見那個想要自殺的拉比,我才稍微能夠進入。在基督宗教與猶太教中自殺是一種罪過,一位拉比自殺代表著他其實已經放棄信仰了。(那樣的環境是能逼著人放棄如此解釋著整個世界的信仰的。)而索爾的生命的意義是為了死者,而不是其他人,是為了生者的。」


【關於交付包裹的女人】


婧琳說:「我們好像都沒有討論到那個女人。她那時想握住索爾的手,索爾卻把手縮了回去。」


另外有人也回應:「索爾出來時,也有人問索爾:『你怎麼這麼快就出來了?』」


我想,由他們之間的無語及凝視,可以猜測他們之間或許不是沒有關係的,甚至就是因為連結太過深厚,因此才如此小心翼翼。


志誠則說:「索爾之所以收回手,可能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手已經沾滿了死者的氣息了。」


品薰接著說:「我覺得很有趣的是,索爾對同是集中營工作隊的隊員說:『她不是我的妻子。』同時又一直說那小孩是自己的兒子。但我們其實知道那不是他的兒子。現實中可能是那女人確實是他的妻子。」


【關於生命的氣息】


延續著包裹的話題,志誠在一陣靜默後,說:「我第二次看的時候,有特別注意到索爾拿到包裹後刻意脫隊,進入前往毒氣室的人群中。那是一種過渡:進到裡面去,成為他們的一部分。那時全然混亂、毫無秩序的場景,跟第一次井然有序的氛圍相差很多。


李維在《滅頂與生還》中有寫到,通常集中營內的人會忌妒新來的人,表現嫉妒的行為甚至比軍官對待囚犯更過分。欺壓的最嚴重的反而是同為囚犯的人。因為這些新來者,還有著『生命的氣息』,這使人嫉妒。」


我在聚會後又特地看了一次第一次與第二次送入毒氣室的橋段,並注意到亞伯拉罕這個角色的特殊意義。他在影片中,是少數與索爾較為頻繁接觸的人中,唯一以不責備、理解的眼神凝視索爾的人。我想著為何如此,並在我重看了索爾發現「兒子」的那一段中,發覺了或許是緣由的東西。



是亞伯拉罕發現那個「兒子」還活著的。或許是因為如此,亞伯拉罕能夠接近索爾的心境。




(寫於20160915)

2016年9月12日 星期一

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 ——索爾之子【文章刊載於「映畫手民」後的隨筆】

Son of Saul




謝謝「映畫手民」刊出了這篇文章(文章連結:http://www.cinezen.hk/?p=6690)。願意刊登這件事本身,就足以讓我更相信自己的前方、自己所望見的背影一點點。


文章的由來是這樣的:七月底時,我與朋友舉辦了電影讀書會,並由《索爾之子》聊到了李維的《週期表》,在討論過程中也出現了其他的書籍:史岱凡·奧德紀的《雲的理論》、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漢娜·鄂蘭的《心智生命》、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阿爾貝卡繆的《異鄉人》等。


聚會之後,我花了大約十天的時間整理、追索聚會中提到的內容,寫了約莫一萬五千字(後來刊出的版本則刪減至一萬字)的文章。書寫的過程中,一位朋友傳給我村上春樹的文字,那些文字中有一句是這樣的:「繼續跳舞啊。不可以想為什麼要跳什麼舞。不可以去想什麼意義。什麼意義是本來就沒有的。一開始去想這種事情時腳部就會停下來。一旦腳步停下來之後,我就什麼都幫不上忙了。你的聯繫會消失掉。」


我將這段文字抄寫在當時的日記封面上,只要開始質疑起手邊正進行的事的意義,我就會拿起日記,有時因為激動而鼻酸。我是以這樣的心情,整理起這篇文章。


一萬五千字,差不多是一篇短篇小說的字數了。現在的我這麼想著。


我曾屏住氣息,親手將自己的文字交給編輯;也曾在截稿的最後一日,有些抗拒又付出意願地,看著裝著自己文字的信封袋,在郵局人員的手中輕盈地移動著;或是一次次地確認電子郵件是否正確,在寄出投稿之後,以刻意遺忘的心態等待著可能永遠不會來臨的回覆。


我的心有時如同紙張一般輕盈,有時卻如寫字時一般沈重。對於我這樣對自己沒什麼自信,卻始終不願意放棄書寫這回事的人(或許更多的,是恐懼放棄書寫的那個自己吧),稿費輕如鴻毛,甚至得獎與否也是了。大多數的時候,我只是希望這些文字能夠有個讀者,「有人讀過就好」,我是這樣子期望的。


聚會當天,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人,有朋友專門從高雄北上,也有許久不見的朋友因為聚會而重逢。我訝異於來的人比我想像中多了許多,同時也十分感謝。我想,書寫這篇文章也是我感謝的方式吧。


礙於文章的結構,有許多聚會中談論到的事物沒能出現在文章中,我將以紀錄的方式發表在另一個個人平台上。


這篇文章的作者並不只有我而已,應該說,我只是個紀錄者而已。在此列出參與聚會的人的名字,感謝你們說出來的、沒說出的詞語,令我相信自己或許能夠繼續跳著舞步下去。

與會者(隨機排序):葉繼元、楊婧函、許琬渟、劉宸君、林芍甫、卓欣儀、楊婧彤、洪子強、方子齊、謝旻恩、蕭長虹、度昀昊、黃馨儀、楊婧琳、連品薰、羅苡珊、羅志誠、廖宇雯、張晏寧、李怡靜、張紫瑤。



(寫於20160912f)

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索爾之子【宣傳】

【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索爾之子》】


「當我就此別過,讓這作我的離詞,說我所見識無法超越。」——泰戈爾


“ How to bear, the unbearable sorrow?(如何承擔,那無可承擔的悲傷?)”



這個月的月底(2016/07/26,週二),我與朋友們在台中的東海書苑,將會進行一次電影讀書會。我們看拉斯洛傑萊斯(Nemes Jeles László-portré)的電影《索爾之子》(Son of Saul);書則是讀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於1975年書寫的《週期表》( II sistema periodico)。


今年年初時,我進戲院看了兩次《索爾之子》,至今,索爾早已成為了我生命中十分精神性的象徵。電影裡頭,對於死者的悼亡遠遠多過於逃脫的激情、對集中營的控訴,那些無聲的悼詞與夢中的囈語,是叢林中閃現的男孩背影。索爾以神秘主義的微笑面對他的命運。


1943年底,奧斯維茲集中營設立,大門上刻著「勞動創造自由」。1944年2月,日後寫出《週期表》與《滅頂與生還》的李維被關入奧斯維茲集中營,此時,距離「歐洲最後一位知識份子」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自殺已四年,而離「人類靈魂裡永遠的旅人」史蒂芬·褚威格(Stefen Zewig)的自盡,也已兩年了。服鎮定劑自殺的褚威格,在死前留下這般令人沈默而屏息的心碎語句:「問候我的朋友們,願他們能活著見到長夜後的黎明,我已經等不及獨自離開了。」


「黎明」是何時?是1945年?對於奧斯維茲少數生還者之一的李維,1945後的日子依舊是漫漫長夜。1987年,台灣解嚴(這是我們多麽熟知的「我們的歷史」),在海的彼端,李維自三樓摔落地面,或許他的身體在那瞬間輕盈起來,並見到了黎明。


索爾如何能保有對於逝去生命的敏感,同時棲身在長夜之中?看完電影之後,我不斷地想著這樣的問題。對我來說,拉斯洛傑萊斯真正拍出了集中營裡頭人們的生命狀態,而索爾是十分勇敢的,比起仰望著生存的渺小希望,而策劃革命的人們勇敢多了——他絲毫不麻痺自己,他使自己成為內縮的空間,因此能夠筆直明晰地面向自己,就如同拉斯洛傑萊斯以如是的鏡頭拍攝他的背影。


索爾為什麼勇敢?他在身處集中營的當下,便不斷無聲地自問:我有什麼活下去的理由?在他集中營工作隊的同事們全然投入於如何生存的革命之中時,只有他荒謬地、執著地、異常清醒地面對在自己眼前被迫消逝的年輕生命,並以沈默的承擔,不以任何表達方式卸去所承擔之物事的重量,不斷地問:我有什麼活下去的理由?如果一個年輕的生命曾經能夠再度活下去,卻被迫闔上美麗的眼睛,我有什麼活下去的理由?這未嘗不是李維從集中營倖存之後的痛苦:比起那些滅絕的人,我憑什麼生還?


1983年,郭松棻寫下〈月印〉。他的作品在發表之初並不十分被重視,在八〇年代的台灣,他所書寫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形象背離了社會的想像:受害者必須是可憐的、引人同情的、不能夠是構成無面目加害者的其中一份子。這或許是為什麼閱讀完〈月印〉,對著故事中不自禁說出「如果我懷了你的孩子……。」而感到入骨羞愧的文惠,我總是沈默地發愣,就像我看完《索爾之子》一樣。索爾絕非一般人想像集中營受難者的形象,但他是真實的。


我們如何描述集中營?如何書寫集中營內的生存狀態?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說,「奧斯維茲後,寫詩是野蠻的。」傑夫·代爾(Geoff Dyer)說,「但他(阿多諾)忘記補上一句,還有攝影。」而紀錄片《浩劫(Shoah)》的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則說:「猶太浩劫的獨特性就像周遭被火炬環繞,這樣的邊界無法跨越,因為最極致的恐怖是無法表達的。若有人敢誇稱已經跨越這道界線,那是觸犯了最嚴重的禁忌。」


我在試著理解《索爾之子》的時候,發覺自己無論如何都無法越過某一個層次,我不願僅僅以私密性的內在途徑去理解他,也不願只是以歷史資訊的堆積去詮解他。於是,這場電影讀書會更像是一次我的解惑旅程,由於自身的侷限,我邀請了高三時影響了我十分深遠的老師(他那時辦的讀書會,至今依舊是我曾參與過最美好的聚會),與我們一同看電影、讀文學。藉由閱讀,我們能更加清晰而謙卑地指認那條「不可逾越的界線」,同時也一次次越過自己理解世界的既有目光,或許最終的目的(也是始終無法抵達,也因此產生力量的目的),也就是探詢活著的意義。



【以下是志誠(帶領讀書會的老師)為此次選書所寫的文字】


其實看完「索爾之子」後,放著好一段時間沒去想他。索爾代表的「守密者」,我記得以前在李維的「滅頂與生還」中看過。那是李維的最後一本書,筆調是比「週期表」清晰簡潔多了,像是報導體,許多他以前說過的故事會重提一次,每個主題、評估也有一定的明確性。


什麼樣的明確?如我們看完電影的失語。他很熟悉未曾經歷過的人會有的反應:不敢置信、震驚、痲痹、不知如何提問。他紀錄了「集中營宇宙」的種種:尤其到了戰爭後期,集中營已經變成無此普遍而龐雜的系統,全面深入整個國家的日常生活,但這並不是個封閉的宇宙,大大小小的工業公司,農產企業,經銷代理商和軍火工廠,都利用集中營供應的免費勞力。他再度指認了那「空洞的創痛」,「德國人從不知道的羞愧」:任何正直的人目睹別人犯罪時時感到的羞愧,以及納粹體制如何受害者和他相似。


週期表則是一本刻劃靈魂的「life of Matters」。為何李維要用一個個基本元素的故事,來指稱他生命中的幾個斷簡殘篇?也許是,如他說服鐵匠之子山卓說的:「我們所學的化學、物理除了本身是養分外,也是我們所追尋的反法西斯解藥,因為他清晰明白,每一步都可以驗證,而且不像報紙、電台充滿了空話和謊言。」


從一開始就看的出他要和「沈思默想」的傳統唱反調,他要在那充滿「惡臭、爆炸、小秘密的」的龐雜物質中,尋找明確問題的明確解答。


當李維還在義大利的石綿礦產時,寫下了兩篇自由詩章,他說「那些石頭,沙子是我即將失去的自由之島」。寫他在米蘭,每天測量各種植物的無機磷含量,像在瞎忙。寫集中營裡,某個有如自由詩篇裡走出來的淘金人;寫他如何將實驗室裡的鈰削成打火石換得食物。


最後兩篇,讓我想起也是最近看的電影「This must be the place」。西恩潘演一個羞怯退縮的搖滾巨星。他的父親也是集中營的倖存者,他要討回那羞辱。李維也是,穆勒博士給他的羞辱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語調說「你怎麼那麼不安?」。


西恩潘死去父親的日記中寫到雲,小時候喜歡看雲,集中營裡,看雲像是唯一的自由之島,但一想到那是死去親友的白煙,就無以為繼了。週期表中最後是「碳」的詩篇,「對每個人都有意義」的詩篇,「他就是不專屬」。於是,李維寫了許多可能的詩篇中的一個,某顆碳原子,成為此刻「我」思考寫作的物質基礎。天知道,李維要用多大的力氣,將心思流連在碳原子上,才能不去想起集中營的天空。




【以下是聚會的相關資訊】

選書(羅志誠):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週期表》( II sistema periodico)(註:大家在搜尋此書時可能找到先前時報出版已絕版的版本,我們這此的選書是天下2016年重新出版的版本喔)
選片(羅苡珊):拉斯洛傑萊斯(Nemes Jeles László-portré)《索爾之子》(Son of Saul,2015)
時間:2016/07/26,15:00-17:00 觀賞電影,19:00-21:00 討論聚會
地點:東海書苑
地址: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二街104號(可搭公車75路與56路,於美術館站下車)
電話:(04)23783613
主辦人聯絡方式:0975807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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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電影的書寫及評論,這裡推薦閱讀:史惟筑,〈再現記憶的黑洞——《索爾之子》〉,《放映週報》第543期(http://www.funscreen.com.tw/review.asp?RV_id=2008)。此篇文章中提及了克勞德·朗茲曼的紀錄片《浩劫》,則可以延伸參考:王榆君,〈記憶的搏鬥與見證的困頓,克勞德·朗茲曼的《浩劫》(Shoah)〉,《Fa電影欣賞》第160, 161期秋冬季合刊號。此外,今年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所發表的文章:〈納粹時期女性集中營裡的法國人類學家〉(刊於網站「歷史學柑仔店」),大家也能去讀讀。




(寫於20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