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隨筆：關於排灣族傳說「Palji」

（為課後寫信給助教的內容，在書寫的同時也整理起自己的思緒）

助教你好：

關於今日的台灣史一討論課，因為時間與我當下還沒整理好思緒的緣故，有些想法沒有辦法在課堂上討論與詢問，因此想在課後由寫信的方式來表達。

我在討論課被分配到的組別是討論排灣族「Palji」的主題，我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有些疑惑，因為這一個主題並不同於其他傳說常見的主題，諸如洪水、射日、黥面等，其中有強烈的「詮釋現象、賦予現象意義」的意味，這樣的意味也成為了這些故事的功能。比如說，我能想像在這些傳說被述說的當下，聆聽的人們有著洪水的概念與想像、有著太陽與日曬的經驗、也見證著自己族群內的黥面習俗，也就是說，這樣的故事有一種依附性：依附於述說故事當下的那個時空、所依舊存在而必須被解釋的現象與事物。

然而，「Palji」的故事卻不同，它們更像是獨立存在，只為了說故事而說故事的故事，應該說，是只為了描述「曾經有一個人叫做Palji」而說的故事，但事實上，在故事述說的當下，已不存在Palji這個人，因為他是個體，不是洪水、太陽、黥面這類接近「概念」與「形象」的事物。

因此我產生一個疑惑：為何說這個故事？它解釋了什麼？在討論課中，同學有說到它解釋了禁忌之地、巫術、征戰對象等等，助教也說到根據地理位置的不同，各版本的Palji故事也不同，並能由此觀察出創造故事的群體，他們所身處的形勢與環境是什麼。但在我的理解中，這些僅僅是「呈現」，而非「解釋」，我認為這些故事依舊把絕大多數的能量集中在Palji的存在（以及他所具有的能力）上。我試著想像人們在述說這樣的故事時的情緒，可能是恐懼的、畏縮的，而這些恐懼並不單單只是厭惡與憎恨式的拒斥，我倒覺得更接近於一種與神照面的感受，在恐懼中也摻雜著虔敬的成分。

我一直想到的是赫曼赫塞的《徬徨少年時（Demian）》。故事中Demian對主角辛克萊提到了該隱。Demian認為該隱並不是如同後世所傳說的，是史上第一位殺死兄弟的人，該隱之所以呈現這樣的形象、以這樣的姿態被人所知，是因為他被賦予了「印記」。在Demian的詮釋裡，該隱成為誠實、勇敢、能承擔自由的人，因此為當時的人所恐懼。（我想，在現今的社會中，這樣的情景依舊存在：人們會害怕、排斥、甚至厭惡那些足夠勇敢的人，因為那些人有勇氣承擔一般人所不敢做的事）而這樣的恐懼源自於：人們無法理解該隱、無法對他的行為賦予意義。人都有對事物賦予意義的本能，無法賦予意義時常是恐懼的來源，因此人才要取名、分類、說故事、信仰神靈。

因此，該隱是背負印記的人，也因為他夠孤獨，所以他無法以自身的證詞，去駁倒這個印記。在時間的洗練之下，只有印記被傳了下來，該隱成為罪惡之人。

我想，Palji也可能是這樣的存在。在他所生存的當時，他太過於特殊，而他的特殊招致不同的反應：有些是恐懼，甚至發展為憎恨，有些則敬畏他。但這些反應有一個共通點，也就是「隔離」。而毒眼與手指，很可能並不是真實的情況，而是群體所給予他的「印記」。

於是Palji成為了類似該隱的存在，述說他的故事，用意可能也接近述說該隱的故事（第一位殺害兄弟之人），帶有警戒的意味，更甚於解釋一些概念與自然現象。

我曾跟朋友討論過一部今年年初在台灣上映的電影《索爾之子》，內容講述納粹集中營的故事，同時我們也討論在李維的《滅頂與生還》及《週期表》。

那位朋友跟我說：「人們為什麼會害怕該隱？因為他見證了人類道德經驗的極限。我忽然聯想到，如果納粹果然將有關大屠殺的所有見證消滅殆盡，連他們自己也遺忘了。那麼若有個人，假設是那個電影中最後消失在森林中的金髮男孩好了，他出來宣稱，他見證過大屠殺的存在。沒有人會相信他，因為這麼可怕的事不會是上帝以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會做的事。人們會反過來指控他，是他犯了罪，因為嫉妒而殺了自己的兄弟。」

我覺得他這段話能精準地說明我想說的、關於Palji傳說的想法。

（寫於20160926）

隨筆與雜記：時間性的眼光

這幾天，休學的念頭越來越明晰，我清楚地知道它是隨著紀錄片影展（TIDF）而來。

我在非常少數的時刻中，會感到自己出奇地堅定，那樣的堅定更接近於預言，甚至即便我身處當下，那當下卻宛若成為未來的回憶與鄉愁。

紀錄片影展期間，是我第二次感到這種堅定。從影展開幕以來，我幾乎保持著相同的作息：早晨清醒之後，吃一天中或許最為健康的一餐，讀著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時常在書上寫字，偶爾在筆記本上，寫下十分簡短的句子；坐著捷運來到西門——若是早晨前來，我會慶幸尚未有人潮聚集的西門，畢竟我總是無法適應西門的熱鬧與嘈雜——，通過陳舊、發出尖銳而沈重聲響的電扶梯，站在新光影城的黑色欄杆旁，等著某一場紀錄片影展的開演；幾乎每天，我在新光附近待到接近凌晨，每一場電影之間的空檔，我寫下電影的筆記、用螢光筆區分令我動容的部分、努力背著某一堂課的單字小考內容，有時，我也看著《流浪者之歌》；背負著夜晚的色澤，我在宿舍裡依舊做著相同的事情：寫筆記、看書。最後，我躺在床上睡著了，有時做夢，有時則沒有。

好像是在高三的時候吧？一位在體制外學校任教的老師問我：「我們看一本書，平均要花多久時間？」我沒有回答，那時心裡想，如果要應付高中課業，最短也要一星期吧。他繼續說：「我看一本書，時常要花好幾天的時間，而看一部電影卻只要兩小時，」我想起來了，那時他向我敘述他剛進入大學時的感受——他感到各種新穎的知識向他湧來，電影也是其中之一——他接著說：「所以我總是在看完電影後拼命做筆記，總覺得，這樣才不會虧待那部電影吧。」

我不知道我看電影時近乎強迫症的書寫習慣，是不是因為這個經驗的緣故，還是我認為在電影中保有清明的意識，對我來說才是喜愛的觀影方式？我渴望讀著電影，而不只是看，就像《流浪者之歌》中的悉達塔，讀著卡瑪拉臉上淺淺的細紋，讀出由細線構成的憂愁文字。

在紀錄片影展期間感受的堅定來自於：我找到了求知的欲望、對於未來的無畏。前幾天有個朋友告訴我，她確定在新的學年中讓自己離開大學，她在休學時不打算明確地做些什麼，只想要重新找回對於知識的熱情、面對未來的勇氣。北上讀書，她即將滿兩年，而我也即將滿一年了，到底為什麼呢？我身邊的許多朋友逐一休學，或者或多或少產生休學的念頭，對於大學感到疲憊與空虛。今天，我聽著我非常喜愛的紀錄片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演講，他以一種迷人的方式描述電影院的重要：進入電影院看電影，並不僅僅是觀看會動的影像、感受影像的力量而已，而是此時此刻，有這麼多人同時在一起看電影，一起體會情緒的浪潮。集體的體驗是強大的，因為我們（指電影工作者）所創造出的形式多麽脆弱，需要電影院、影展的儀式，來慶祝、讚頌這樣的形式，讓它們留存下來。

他在演講末段也說：你是無法與被拍攝的對象共享痛苦的，但你把他們拍成電影，便意味著分享，這些事物不是只有我看到而已，這件事讓我產生了動力。我們有著分享、公開的需求，於是我們形成了各種儀式、我們形成了社群。（而我想起約翰伯格在《另類的出口》中，也這麼說：苦難不可分擔，但分擔苦難的意願卻能夠分擔。）

在他流淌出意志、篤定、堅韌的話語中，我想起過去的我對於大學的想像，不也是如此嗎？然而我在九天流連電影之中的日子，所延伸出的知識、感受的踏實、對於未知的興奮之情，卻遠多過於好幾個月學校課程的總和，也多過於學校生活的總和。

影展這麼多，為什麼是紀錄片影展呢？我也問過我自己這樣的問題。離開臺中來到台北以來，我第一次擁有了參與影展的經驗（其中包括金馬影展、金馬奇幻影展、紀錄片影展），我一直到紀錄片影展，才發覺或許自己喜愛紀錄片，更勝過於劇情片。紀錄片中對於真實與虛構的光譜、對於光譜間界限的考察、在邊界上遊牧的姿態，具有著非常多元、未知的領域——我們時常面對著一部紀錄片，討論它究竟是紀錄片，還是虛構的劇情片？然而，我們較少對著一部劇情片探討這樣的問題。

休學之後要做什麼？西班牙文裡，encontrar意為「找」，在這個意涵中，帶著「找到」的意念與肯定；buscar則同樣是「找」的意思，然而這個動詞卻強調動作本身——重點不在於找到與否，而在於找尋。我想，休學或許便是這麼一回事吧。紀錄片影展像一串迎面而來的鑰匙，而未來很長，要像吳明益說的，「帶著時間性的眼光」。

（圖為我在影展期間投稿至影展快報的五百字短心得，有幸被刊登出來。）

預讀心得（兼課程）：朱天心〈古都〉

〈古都〉由許多私密性的記憶片段所組成，並在其中雜揉、交織著不同城市的記憶與印象，圍繞在它們周圍的，偶也有詩行、文學作品情節上的引用。它們一同撬開沈睡已久的地下古國，同時喚醒了蒙塵的面容。

朱天心憶往童年或年少時期的狀態與路徑，與赫曼赫塞追憶童年的方式十分不同。在〈古都〉中，我處處能夠感受到欲揭露什麼一般的焦慮、痛苦與失落，在這些難以言之的情緒中，存在著喋喋不休，但卻近乎失語的痛苦；赫曼赫塞對於童年的懷想，則是較為平靜、沈穩，帶有淡然的喜悅與哀愁，如同一片緩然飄落的樹葉落在水面，牽起細微的波紋。

其中，朱天心外省第二代的身份成為了焦慮的來源之一。個體的記憶，時常因著與他人一同構成集體記憶，而免除了對於遺忘的恐懼，然而，朱天心因著外在的力量而招致的孤獨，使她以無奈而怨懟的語氣說：「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她對於地方及土地的認同，也在這樣的心境背景中，孕育成為有別於台灣本土作家的型態：她欲以台灣土地為家，卻遭受了質疑；然而，她所認同的文化中國，卻也無法在現今革命後的中國喚回她的鄉愁了。

而城市中的記憶，在文字之中超越了朱天心親身經驗的記憶總和，逐漸往更久遠的時代爬梳，無論是藉由她對物件（書籍、畫作）的熟習與擁有，或是她以縱向的眼光，凝視積累了時代重量的建築。在這些歷史記憶中，朱天心交雜著文化中國底蘊的詩行，更令人不禁回想起那受到中國古城與文化所影響而建起的京都；以及日後受到日本殖民，在殖民期間受日本「殖民現代性」而產生的台灣都市規劃與遺跡。

「這裏是哪裡？⋯⋯，你放聲大哭。」記憶若緊緊依存自身的證明，是否仍散發著光暈，成為撫慰人心的事物？亦或是成為了記憶的廢墟、記憶的空洞宅院，而記憶擁有者在其中與空無對坐，忍受著無論來自外在與內在的侵擾，以刻骨的身體感受，來提醒失落的瞬間？

「孤獨及其所創造的。」保羅奧斯特如是說。〈古都〉便是孤獨的產物：不由自主地霸佔著記憶、被記憶霸佔、與台灣集體記憶對峙著的孤獨。

（寫於20160511）

隨筆與雜記：崇高的秘密

因為台積電青年文學獎專刊的邀稿，我前幾個月得以藉此梳理自己的生活，上個星期，這篇文章（〈黯淡是能燒灼紙張的光亮〉）與其他撰寫者的文章，一同被刊登在聯合報的副刊上。

上個星期的讀書會裡，我與一位朋友從《徬徨少年時》中的內容，聊到了自己的過往。我發覺我仍然在述說自己的過去時，語氣中流露出連我都能察覺的熟習，並能清晰記憶起心境產生轉變的時刻：高一下、高二下、大一的寒假。我無法辨認朋友的語氣是玩笑性質，還是也摻雜著嚴肅的成分，總之他對我說：「你的心智年齡怎麼聽起來像三十歲？」

比起年輕的旺盛、質疑與炙熱，我或許更喜愛年邁時的踏實、緩慢與沈靜（縱使我並不知道年老的本質，好比我其實也從未瘋狂的拋擲青春），如同褚威格的小說裡蒙上的回憶的光暈，圍繞在脆弱卻嘹亮的驕傲周遭；赫曼赫塞的小說裡，那超乎時間的古老面容——他們對於自己所鄙夷的事物，始終懷抱著敬意（對我，或許時常是歉意吧）。

上個星期三，是我第一次看阿比查邦的日子，那是他第二部長片，拍攝於2002年，片名取作《極樂森林》。我驚訝於我當時身體所乘載的時間感受，竟是如此的短促，而電影實際上卻有兩個鐘頭左右。其中有一段，泰國女孩與來自緬甸的非法移民來到一座山林，他們在裡頭進行微笑但沈默的儀式，同時任由慾望緩慢而深沈的生長，在身處慾望之中的同時，思緒偶爾又漂浮到半空中，在那兒聆聽風穿過樹葉縫隙的聲音、鳥族與蟲類鳴叫的頻率、溪水奔馳而過的語言。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同樣在山林面前崇禮沈靜的朋友，想起與他們共處的某個夜晚，我躺在通往山的柏油小徑上，不必凝視著他們，便在當下意識到某種近乎崇高，因而也落寞非常的秘密，同時湧現哭泣的慾望⋯⋯。

赫曼赫塞以德密安的口吻，向辛克萊（也向我）說：「機巧的談論根本沒有價值，一點意義也沒有。這種談論只會讓我們遠離自己。遠離自己是一種罪過。我們必須完全在自身當中爬行，就像一隻烏龜一樣。」所以我愈來愈沈默，擅長一種將自己分離成兩人的技藝，習慣將書寫的文字發出說話的聲音。有一家機車行的老闆，在小小的店鋪裡蹲伏著瘦小的身體，穿在身上的polo衫紮進了工作褲中。他透過抵在鼻樑下方的眼鏡，看著手上的零件在盛著黑色機油的鐵盤上方，被自己另一隻手中的刷子刷亮，不久之後，他會從方形塑膠的容器裡倒出汽油，作為暫時的洗手。我以偷窺的眼神，不時瞥向他臉上的皺紋、頭上斑白的頭髮，他拿起地上染上深淺不一的灰色的布，來回搓揉著雙手，在凝視著電視的時間裡停住了原先的動作。那瞬間好像有雨般的灰塵降落下來，我並不確定，我只想到了赫拉巴爾〈中魔的人們〉裡覆蓋了水泥粉塵的美麗小鎮。

我的確愈來愈不擅長談論、傾倒自己說話的聲音，這使我每每在大學的討論課堂上、在進行課堂要求的史料分析作業或報告上感到不適，甚至憂鬱地失去了食慾。這或許只是不必要的憂愁，能夠藉由麻痺某一部份的自己來適應，然而，我明白我只有在面對文學與電影時才是誠實的，我無法描述那種感受，但我能區別它與其他感受的不同。

前幾天，朋友騎機車載我去買晚餐，她在我坐上後座時對我說：「你把我的馬尾塞進衣服裡，這樣才不會打到你。」不知道為什麼，這是我近來聽過最符合「想念」這個心境的話語。

（寫於2016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