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休學的念頭越來越明晰，我清楚地知道它是隨著紀錄片影展（TIDF）而來。
我在非常少數的時刻中，會感到自己出奇地堅定，那樣的堅定更接近於預言，甚至即便我身處當下，那當下卻宛若成為未來的回憶與鄉愁。
紀錄片影展期間，是我第二次感到這種堅定。從影展開幕以來，我幾乎保持著相同的作息：早晨清醒之後，吃一天中或許最為健康的一餐，讀著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時常在書上寫字，偶爾在筆記本上，寫下十分簡短的句子；坐著捷運來到西門——若是早晨前來，我會慶幸尚未有人潮聚集的西門，畢竟我總是無法適應西門的熱鬧與嘈雜——，通過陳舊、發出尖銳而沈重聲響的電扶梯，站在新光影城的黑色欄杆旁，等著某一場紀錄片影展的開演；幾乎每天，我在新光附近待到接近凌晨，每一場電影之間的空檔，我寫下電影的筆記、用螢光筆區分令我動容的部分、努力背著某一堂課的單字小考內容，有時，我也看著《流浪者之歌》；背負著夜晚的色澤，我在宿舍裡依舊做著相同的事情：寫筆記、看書。最後，我躺在床上睡著了，有時做夢，有時則沒有。
好像是在高三的時候吧？一位在體制外學校任教的老師問我：「我們看一本書，平均要花多久時間？」我沒有回答，那時心裡想，如果要應付高中課業，最短也要一星期吧。他繼續說：「我看一本書，時常要花好幾天的時間，而看一部電影卻只要兩小時，」我想起來了，那時他向我敘述他剛進入大學時的感受——他感到各種新穎的知識向他湧來，電影也是其中之一——他接著說：「所以我總是在看完電影後拼命做筆記，總覺得，這樣才不會虧待那部電影吧。」
我不知道我看電影時近乎強迫症的書寫習慣，是不是因為這個經驗的緣故，還是我認為在電影中保有清明的意識，對我來說才是喜愛的觀影方式？我渴望讀著電影，而不只是看，就像《流浪者之歌》中的悉達塔，讀著卡瑪拉臉上淺淺的細紋，讀出由細線構成的憂愁文字。
在紀錄片影展期間感受的堅定來自於：我找到了求知的欲望、對於未來的無畏。前幾天有個朋友告訴我，她確定在新的學年中讓自己離開大學，她在休學時不打算明確地做些什麼，只想要重新找回對於知識的熱情、面對未來的勇氣。北上讀書，她即將滿兩年，而我也即將滿一年了，到底為什麼呢？我身邊的許多朋友逐一休學，或者或多或少產生休學的念頭，對於大學感到疲憊與空虛。今天，我聽著我非常喜愛的紀錄片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演講，他以一種迷人的方式描述電影院的重要：進入電影院看電影，並不僅僅是觀看會動的影像、感受影像的力量而已，而是此時此刻，有這麼多人同時在一起看電影，一起體會情緒的浪潮。集體的體驗是強大的，因為我們（指電影工作者）所創造出的形式多麽脆弱，需要電影院、影展的儀式，來慶祝、讚頌這樣的形式，讓它們留存下來。
他在演講末段也說：你是無法與被拍攝的對象共享痛苦的，但你把他們拍成電影，便意味著分享，這些事物不是只有我看到而已，這件事讓我產生了動力。我們有著分享、公開的需求，於是我們形成了各種儀式、我們形成了社群。（而我想起約翰伯格在《另類的出口》中，也這麼說：苦難不可分擔，但分擔苦難的意願卻能夠分擔。）
在他流淌出意志、篤定、堅韌的話語中，我想起過去的我對於大學的想像，不也是如此嗎？然而我在九天流連電影之中的日子，所延伸出的知識、感受的踏實、對於未知的興奮之情，卻遠多過於好幾個月學校課程的總和，也多過於學校生活的總和。
影展這麼多，為什麼是紀錄片影展呢？我也問過我自己這樣的問題。離開臺中來到台北以來，我第一次擁有了參與影展的經驗（其中包括金馬影展、金馬奇幻影展、紀錄片影展），我一直到紀錄片影展，才發覺或許自己喜愛紀錄片，更勝過於劇情片。紀錄片中對於真實與虛構的光譜、對於光譜間界限的考察、在邊界上遊牧的姿態，具有著非常多元、未知的領域——我們時常面對著一部紀錄片，討論它究竟是紀錄片，還是虛構的劇情片？然而，我們較少對著一部劇情片探討這樣的問題。
休學之後要做什麼？西班牙文裡，encontrar意為「找」，在這個意涵中，帶著「找到」的意念與肯定；buscar則同樣是「找」的意思，然而這個動詞卻強調動作本身——重點不在於找到與否，而在於找尋。我想，休學或許便是這麼一回事吧。紀錄片影展像一串迎面而來的鑰匙，而未來很長，要像吳明益說的，「帶著時間性的眼光」。
（圖為我在影展期間投稿至影展快報的五百字短心得，有幸被刊登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