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與雜記：身體是美麗的

「距離」能幫助人面對許多苦痛。在我出了急診室、一位朋友得知我進急診室的原因後，用訊息對我說：「忘記是哪一個詩人說勇氣是年輕人閃閃發亮的鎧甲。」啊啊，的確是這樣，在旅途中受了傷之後的傷口總是閃閃發亮，而佈滿傷痕與皺褶的身體是美麗的。

當我在顛頗的山路下坡時，早已察覺到煞車失靈了，於是我只能順著山路的走向滑下去。然而這條從水璉翻海岸山脈到月眉的「花蓮38-1」，在過了8k之後便十分地陡，佈滿了碎石與爛泥（天啊，真的是我騎過最爛的路），現在回想起來，人還在車上時的震動程度，大概是連牙齒因震動太過劇烈，而發出的咬合聲音也聽的一清二楚的那種。我很快在6至7k處面臨一個大轉彎，然而我已經完全無法把鐵馬的龍頭拉回來了，於是直直地衝撞上山路旁的柵欄。我想，或許那瞬間除了沒把握把龍頭拉回來之外，大概還靠著身體直覺吧：幸好是撞上柵欄，也幸好有柵欄，否則我絕對不是只縫了十七針而已。

我的反應速度可能還是太慢了，照朋友的說法便是「哎，你不太會摔車」。察覺煞車失靈的那段時間裡，其實並不存在著真實的時間。如果說去年山難時的墜落，時間就好像被竊取、損毀，或是憑空消失；那麼這次倒比較像是那時被收去的時間，突然又降臨在我的身體上。只是在這段無限綿長的時間裡，我意識清醒地明白自己必然卻無法阻止的結局，那時，我腦內填塞著「煞不住了」、「要撞上去了」之類的念頭。「無法阻止的必然悲劇」，就像典型的希臘式悲劇似的。

啊，不過我倒不覺得自己經歷了一場悲劇。我異常冷靜地確認自己頭部沒有外傷後，把車扶起靠在被我撞開的柵欄上，這時才察覺長褲上有著血跡。血跡的範圍並不大，痛覺也尚未像風或者海浪之類的事物朝我湧來，於是我猜大概只有擦傷而已。我緩慢地捲起褲管，然後經歷了「絕無僅有的一刻」。

絕無僅有的一刻有著這樣的特質：你在其中感到自己經歷了永恆，而讓你產生這樣感受的事物，甚至超出你的理解與經驗範圍之外，因此就好像與神照面似的。在那一刻，我看著幽暗、幽深、如同隧道一般讓我彷彿聽見回聲的傷口，就像是與某種生物的古老眼神，出其不意地交會一樣。「赤裸」。是的，在交會的那一刻，雙方同時都被剝去了外衣，回到了吃下善惡果之前的赤裸軀體，同時不感到羞恥。

傷口目測有七公分長，十分地深，我猜或許有兩公分左右的深度。脂肪層已經翻了出來，但還沒有到見骨的程度。我深吸了一口氣，連忙用雙手固定傷口的縫隙，這時一同騎車的朋友出現在路的另一端，我記得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傷口很噁心，不要看。」朋友在聯絡上救護車後，對我說：「欸，你是我看過最冷靜的傷患。」我則回他：「人生比這難的事還很多呢，不受點傷哪較活著。」雖然是一貫垃圾話的語氣，不過我倒是十分認真地這麼認為。

人總要經歷有力的苦痛。我所喜愛的紀錄片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便曾在座談時說，現代人太容易覺得「危險」是不好的事物，並把它排斥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然而危險是生命的常態。生存在世界上，本身便是危險的。

而令我重新相信影像的力量的導演沈可尚，也曾說他在拍攝《築巢人》時，感受到一種直覺：他必須把自己放置在危險的「氣泡」之中。在他的拍攝過程裡，他必須確保被他拍攝的對象，同樣有著對抗他的武器（而這樣的武器時常比起攝影機更加赤裸）。

沈可尚在《築巢人》的訪談時，也提及「觀看的距離」。在我的理解裡，那是一種「疏離感」。我相信對於影像有一定敏銳程度的人，都能較為輕鬆地在日常生活中施展這樣疏離的技藝，也就是漢娜·鄂蘭在《心智生命》中所說的、心智運作的必然條件便在於「遁離於表象世界之外」。

正因為距離如此重要，它能幫助人面對許多苦痛。而我確實不覺得自己經歷了一場悲劇，甚至有點驕傲。我想起那本小說中的話語「痛苦的生命才有尊嚴」，雙手上的血已緩慢凝固，而這時輕柔的風、蟲鳴與心底的微笑，也緩慢凝結成那堅實、堅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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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救護車上的角度十分適合看雲，然而我依舊不太會認雲的名字。一旁的醫護人員正幫我測血氧與血壓。我偶爾也用手機的備忘錄記下今天騎車時曾思考的、摔車後曾觀察的事物，許多時候，則想起了當我信任著心愛的車，賣力踩下踏板爬升到高處時，所見到的景色。群山就在雲裡，而海在彼端，太陽光每日都從海上來，並緩慢地覆蓋上陸地。

比起縫腿部，記憶中縫臉痛多了。幸好腿上的傷口並沒有傷到肌腱與骨頭，只要好好養傷，往後車還時能騎、山還是能爬、路也還是能走下去。由於傷口十分地深，因此得要縫兩層，後來護理師數給我看，說內層（脂肪層）大概縫了7-8針，外層則縫了9針。她是個十分健談的人，在縫針的時間裡，我們從歷史與歷史系，聊到護理師的工作環境。《夜的盡頭》裡有一章也提及了醫療人員的夜班制度，然而書還留在台北的宿舍裡，只能等待回到台北時再重新翻閱。

因為傷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好起來，又不能讓家裡知道自己又受傷了，返家的日子便得一再拖延。而返回北部卻迫在眉睫，明日便得從東華大學經歷漫長的轉車回到台北，希望傷口一切安好。

（寫於20161113）

隨筆與雜記：悠閒、自由與獨立

自從去年六月底，我在南橫騎過嘉寶隧道與下馬產業道路、進到轆轆溫泉的登山口，隔天清晨在山頂準備下切時滾落三、四層樓高度之後，至今陸續爬了鹿窟尖山、八富稜線、三角崙山。過了一年多的時日，我好像終於能夠好好處理那時山難的回憶。


漢納鄂蘭曾經在說明「心智」時提及奧古斯丁，並引用他的話語：「『存留於記憶的⋯⋯是一物件⋯⋯。但是當我們記取時，所得到的卻是另一截然不同的物件。』因為『貯藏與積蓄在記憶裡的是一物，但是刻印在正憶起那記憶者的思想中的，卻是另一物。』」當我讀到這一段文字時，感到自己鬆了一口氣。那種欣慰的感受來自於：奧古斯丁所描述的「記憶」好似擁有自己的生命，當它不再為人所佔有，它會活進那不可見的、自足而存在的時間表裡，在森林之間的縫隙裡。約翰·伯格將這樣的存在，稱之為「物事」（event）。


去年的那天，我與朋友們在關山市場吃著傳統的麵食當作早餐，其中一位朋友在昨日已騎著鐵馬從西雙版納進到寮國。當時的他用一貫的垃圾話語氣說：「欸，要好好吃啊，這是最後的早餐了喔。」現在想起來，那餐倒是不至於成為最後的早餐，但山難後，由於人中的撕裂傷而在鼻下縫了四針左右，那時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只依靠流質的食物，傷口時常腫脹而疼痛。


吃完了早餐、在關山的超市買完食材跟雨鞋後，我們就將登山背包綁在鐵馬的後貨架上頭，從關山騎往海端，然後一路騎上南橫。我記得當時那位朋友的規劃是騎車環島加上爬山，而轆轆溫泉只是第一座山而已，在原先的計劃中，接下來還打算爬畢祿山、清水大山。今年再次環島時，我們依舊騎了南橫新武部落前的一小段，從那兒便能見到當初摔落的那座山頭。


在騎鐵馬的狀態中，有一點與登山很接近，有時也與進入書寫的狀態很接近。它們總是以不同的力道捶打（並粉碎）著我所擁有的稀微自信、勇氣與價值，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它們有著能夠令人上癮的特質，那樣的特質就像梭羅在《一個人的遠行》中所說的，「悠閒、自由與獨立」。如果能夠，我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始終追趕著這樣的生活。


騎鐵馬上坡時，耳邊靜謐地好像只會聽見汗水低落的聲音，這時就將自己潛入最深沈的內在處所，在那兒等待著將臨的未知之物。那樣的未知之物只會在經歷一段長長的上坡路之後，在下坡時伴隨著歌聲而顯現。即便它顯現在你眼前，你依舊不知道它的名字。


騎著鐵馬在南橫下坡時，伴隨在耳邊的則是風聲、新武呂溪的溪水聲、樹葉顫動的聲音。這時就讓自己躍入外在世界之中，仔細記住每一陣風的紋路。


山難之後，有好長一陣子我十分畏懼（但依舊十分嚮往）山，甚至連騎鐵馬、走過田埂、奔跑下樓梯等等隱含著墜落危險的活動，我都恐懼地拒絕。直到今年環島之後，我才又無法自欺地承認，我所恐懼地拒絕的世界，才是真正吸引我的世界。我依舊喜愛電影，但我對於一整天待在室內、幾乎不間斷地觀看影像感到痛苦；我也依舊渴求知識，然而我總是在課堂的當下，深刻地感受到這些課程再如何有趣，它們都無法帶我去到什麼地方。


這幾天以來，我一面小心翼翼地翻閱從圖書館借來的《與子偕行》，一面用OsmAnd查看楊南郡與徐如林走過的路線。年代久遠的書籍就像風化片岩一樣易碎，而他們的文字是山，我沈浸在他們以文字作為石頭，而鋪成的道路中，眼睛盯著小小的手機屏幕，路線在黑暗的宿舍中發起光來。


這星期週末就要爬雪山了，我依舊會在看到下坡時，感到墜落的畫面在眼皮底下爆炸，然而山總是要爬的。即便口中說著自己不敢再跟著那位朋友爬山，但還是希望自己再強壯一點、再敏銳一點，因為到頭來，我也只有在跟著他們爬山、騎車、移動的時候，才感覺自己稍微追趕上那「悠閒、自由與獨立」的生活一點點。


我還記得山難前在登山口附近紮營的那一晚，星塵亮得能夠覆蓋地面，就像下了一場雪一樣。夜裡傳來山羌的叫聲，而升起的火就像心一樣搖曳。我的存在在火光之中，壓實了自己的影子。




（寫於20161101）

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 ——索爾之子【遺珠：它們依舊環繞著太陽運行（之二）】

（本文接續了「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 ——索爾之子【遺珠：它們依舊環繞著太陽運行（之一）】」）

【關於沈默】

我說：「第一次看這部片的時候，我被索爾『沈默的承擔』所吸引。有一段時間，直到現在，我都還在思考關於沈默的意義、說話的意義。因為我一直無法全然信任『今天你不站出來，以後沒人願意為你站出來。』這樣的說法。

而阿多諾也說「奧斯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攝影也是。這種在界線前的謙卑，透過沈默傳達出來。苦難由於是不可在現地，因此我們必須謙卑地站在界線之前。我們的沈默與止步，或許只能藉由虛構的力量去嘗試接近界限後的事物，比如〈永盛街興衰史〉就是這樣，《浩劫》也必定是如此。

我一直在想：過快的發聲，是不是反而承擔不了任何事物？前陣子朋友傳給我莫里斯布朗肖的一句話：『說話，這在本質上就是把可見之物改變為不可見之物，就是進入不可分割的空間，進入到存在於自身之外的內在深處。說話，這就是建立在這個點裡：在那裡，話語需要迴盪和被聽到的空間，在那裡，空間在變成話語的運動本身的同時，成為知曉的深度與顫動。』裡面引用了里爾克的話語：『如果不是造就不在場的，不可見物的話語，那麼又如何承擔和拯救可見之物？』我以為，這是沈默與說話的迷人交會。你在說話的時候，也勢必得要意識到自己正承擔著什麼不可見之物，並也必須透過沈默，去承擔起可見之物。」

志誠說：「關於可見之物與不可見之物，我想到的是《徬徨少年時》（Demian）重新詮釋該隱的封印。人們為什麼會害怕該隱？因為他見證了人類道德經驗的極限。

我忽然聯想到，如果納粹果然將有關大屠殺的所有見證消滅殆盡，連他們自己也遺忘了。那麼若有個人，假設是那個片中最後消失在森林中的金髮男孩好了，他出來宣稱，他見證過大屠殺的存在。沒有人會相信他，因為這麼可怕的事不會是上帝以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會做的事。人們會反過來指控他，是他犯了罪，因為嫉妒而殺了自己的兄弟。」

【關於《週期表》】

子齊說：「我想到週期表中的〈鈦〉這一章，一開始只看書的時候沒什麼感覺，後來看了電影又搭配著剛剛的討論，這一章裡面的圓圈對我產生了不同的意義。我覺得李維以輕鬆的筆觸去寫這個圓圈、這個限制，其實是無比沈重的。」

【關於暈眩】

我在聚會中，也提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輕與重」，宸君接續著我提及了「暈眩」的感受，志誠於是說：「就像特麗莎，她一方面想擁有自己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正是集中營要剝奪的），一方面也fall in down，成為了弱的一方（托馬斯則是強的一方）、放棄成為唯一與獨特性。這是一種暈眩的處境。」

【關於歷史教育與德國的轉型正義】

宸君說：「我之前讀《文學理論倒讀》，裡面提到德國在面對大屠殺的歷史時，只會自虐式的道歉。他們對於納粹是極度敏感的。」

我回應宸君說：「我之前也有跟馨儀聊過，德國等西方國家對於納粹的法律，像是如果一個人行納粹禮，是會判十分嚴厲的刑責的。但我就會疑惑說，戰後出生的一代，或者像我們這樣的青少年，他們並不真正理解納粹的意義、大屠殺的意義，而他們又處於非常不穩定、衝動、質疑一切、追求自我的時期，很可能在沒有正確認知納粹的情況下就去模仿它。那是出於無知的模仿，這種無知也與他的生命狀態（青少年）連接在一起。這時候如果判他很重的刑責，甚至讓他往後的生命都必須背負這樣的印記，帶著罪咎活下去，真的是好的嗎？會不會牴觸了人性尊嚴？」

志誠說：「我覺得要讓戰後的世代理解大屠殺的狀態，真的只能靠文學、藝術。而不是歷史教科書（當然也是必要）那樣非常快地去judge。」

品薰說：「之前看某部作品時，裡面有講到日本人面對戰爭時的態度，發現其實和宸君剛剛講的差很多。他們是十分張揚自己的認罪的，甚至那套說詞都已經成為固定的想法，而失去了內部意義。他們就是固體了，我會想到那位想自殺的拉比，他把鋤頭丟出去，我就會想他是不是真的需要那個鋤頭。」

志誠將焦點拉回了我們在聚會中一直討論的「個人性」，他說：「那樣的認罪其實依舊是附著在集體性下，這時候我們就會疑惑，他們的認罪真的是出於對自我獨特性的認知？還是隨著政策才認罪的？

我覺得很重要的還是南非真和會的例子，那位奧比薩克思等人創建的制度。他就是要你去回憶，而不是只是說『我有罪、我認罪』。那樣的回憶就是回歸到你的個人性。集體的道歉（像是日本那樣，就算他以個人之口說出）不等同於個人的道歉。

那些人詳實的回憶才是被害人或其家屬真正需要的，他們真的care大屠殺是什麼嗎？納粹是什麼？或者在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們真的care白色恐怖是什麼？比起這些，他們care的或許真的只是自己死去的親人、愛人、友人經歷了什麼、如何死去。

這些加害者們有義務藉由回歸個人性的回憶，去補足那些『我的父親、我的朋友、我的丈夫』是什麼樣的人。」

【關於自殺】

志誠說：「面對這樣的歷史，我還是願意相信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我曾看過一句話：『因為我們面對死亡，我們才回過頭來看到什麼是活著。』而放置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或許可以說：『因為我們面對集中營，我們才回過頭來看到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文明。』

自殺的人其實都是熱愛生命（意義）的，因此對他們來說，自殺是一種安息、休息。他們是一種勇者的形象，一直在struggle，那種面對生命之虛無的struggle。」

馨儀則說：「關於自殺我會想到華萊士，他一直在面對生命中的無聊，一直在問：這種無聊的生命如何延續？他有一次演講，講題就叫做『這是水。』你意識到你無論如何都逃離不出水了。對華萊士所說，抵抗孤獨的同時就是進行孤獨。」

志誠回應道：「是啊，生命中沒有固定的意義在等你。每天早上起來，其實就是重頭開始。這其實很類似於薛西弗斯。所以重要的是不斷賦予生命意義。

古希臘哲人會說：『人之所以不為惡，是因為他不想和自己不喜歡的人相處。』而現代社會，則是說：『和自己相處是最難的。』那個『自己』就是thinking ego，當這個thinking ego不在了，就會有平庸的邪惡。現代的哲學其實很像是病理學（笑）。」

在我聚會後的幾天內，曾詢問過志誠一些我概念仍十分模糊的事物，其中一個便是卡繆的反抗。以下是他的回覆：

「我認為『上帝已死』是不必宣告了，這個時代早就接受了這樣的處境，而且一路直奔向前。卡繆認為死亡是最大的不正義，他甚至認為人類結社、組成社會，是為了對抗這樣的不正義：死亡、無生命、不存在non-being、無意義。

像是薛西佛斯一樣的反抗精神，神話裡的薛西佛斯正是太認愛生命了，才想辦法欺騙冥王，從他手上溜回來。莫梭最後說的： I laid my heart open to the benign indifference of the universe，是對『無意義』的反抗。這是希臘人深切感知的一件事，所以尼采在『悲劇誕生』中，才會想像異邦人面對雕像驚嘆，而有一段對話對異邦人說（大概意思)：『這是一個如何的面對深淵感到暈眩，如何感受到酒神力量的民族，以至於需要那麼強大的太陽神的力量（雕像），好讓他們活下去。』

漢娜說的驚嘆，是讚美與思考，是永不停止的賦予意義的能力與意願，我覺得那就是卡繆的反抗。」

【以下是最後的分享，關於這次聚會的感想】

有一個聲音這樣說：「在回憶中意識到自己是共犯。」（然而我在回憶中，已忘記聲音的主人。）

宇雯說：「可能是剛從APDEC回來的關係，我會想的是為什麼他是一個孩子？我自己其實是很抗拒長大的，所以會很在意那些長大之後可能不在的事物。什麼是孩子擁有的？

志誠說：「是啊，當我們在回憶中意識到自己是共犯，就會產生一種原罪感。原罪來自於知曉善惡，你就不再是孩子了。」

昀昊則說：「我覺得那小孩其實就是基督。索爾抱起他的姿勢，是那樣的形象。」

晏寧說：「我沒有來得及看到電影，但我想這部電影一定會是讓我看完為之沈默的故事。我也覺得我永遠不會是一個準備好的狀態去接收這樣的東西。」

怡靜提到了辛波絲卡的詩：「剛剛有人講到電影裡那種『日常感』，我會想到辛波絲卡的詩：〈葬禮〉。裡面是很多在葬禮上的人的對話，對話內容漸漸變得很日常，聊許多日常的瑣事。日常是一種生活的必須，我們還是得要繼續過日子下去。」

志誠說：「推薦大家去一起讀《卡拉馬助夫兄弟》。漢納鄂蘭說過，我們（現代性）已經回不去希臘的永恆史觀（eternal return）了。我就會想，活在小說中也是永恆的。在重複之中，每一次都有新的意義。人其實是喜歡封閉式結構的，那是一種『家』的感覺。但這個世界其實不是這樣子。」

輪到我的時候，我是最後一個發言的人了。我說道：「對我來說收穫最大的是結尾的解釋、關於不同世代的孩子。我一直覺得最後的小孩是很輕盈的存在，不同於其他電影中的角色承擔著生命的重量，因此一開始傾向於將他解釋為幻象，但他又是個實體，可以被德軍利用。我也想過那孩子會不會是赫曼所說的『童年的傳說』。」

以下是辛波絲卡〈葬禮〉：

葬禮 ◎辛波絲卡 ｜譯 陳黎 ／張芬齡

　

「這麼突然，有誰料到事情會發生」

「壓力和吸煙，我不斷告訴他」

「不錯，謝謝，你呢」

「這些花需要解開」

「他哥哥也心臟衰竭，是家族病」

「我從未見過你留那種鬍子」

「他自討苦吃，總是給自己找麻煩」

「那個新面孔準備發表演講，我沒見過他」

「卡薛克在華沙，塔德克到國外去了」

「你真聰明，只有你帶傘」

「他比他們聰明又怎樣」

「不，那是走道通過的房間，芭芭拉不會要的」

「他當然沒錯，但那不是藉口」

「車身，還有噴漆，你猜要多少錢」

「兩個蛋黃，加上一湯匙糖」

「干他屁事，這和他有什麼關係」

「只剩藍色和小號的尺碼」

「五次，都沒有回音」

「好吧，就算我做過，換了你也一樣」

「好事一樁，起碼她還有份工作」

「不認識，是親戚吧，我想」

「那牧師長得真像貝爾蒙多」

「我從沒來過墓園這一區」

「我上個星期夢見他，就有預感」

「他的女兒長得不錯」

「眾生必經之路」

「代我向未亡人致意，我得先走」

「用拉丁文說，聽起來莊嚴多了」

「往者已矣」

「再見」

「我真想喝一杯」

「打電話給我」

「搭什麼公車可到市區」

「我往這邊走」

「我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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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我寫完了文章的初稿，並交由聚會的大家看過之後，志誠給了我這樣的回覆：「『投身』這個字讓我想到卡繆在阿爾及爾的夏天裡說的，『我們不說go for a swim,我們說indulge in a swim.』。有趣的是，查一下indulgence這字，在天主教裡，有大赦的意思。」

我沒告訴志誠的是，自從一年多前我參與了他所舉辦的讀書會，並在那兒與大家一起讀了〈阿爾及爾的夏天〉之後，「投身」這個詞彙便一直存在在我的思緒之中，好像有了生命似的。對我來說，面對生命就得要向卡繆所說的游泳一般，全身投入其中才可以。我十分喜愛（甚至感動）於志誠提到天主教的「大赦」意義，即便我處於「上帝已死」的世代，我仍相信那樣十分宗教性的感受，就如同漢娜·鄂蘭所說的「柏拉圖的驚奇」一般。

（寫於2016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