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與雜記：悠閒、自由與獨立

自從去年六月底，我在南橫騎過嘉寶隧道與下馬產業道路、進到轆轆溫泉的登山口，隔天清晨在山頂準備下切時滾落三、四層樓高度之後，至今陸續爬了鹿窟尖山、八富稜線、三角崙山。過了一年多的時日，我好像終於能夠好好處理那時山難的回憶。


漢納鄂蘭曾經在說明「心智」時提及奧古斯丁，並引用他的話語：「『存留於記憶的⋯⋯是一物件⋯⋯。但是當我們記取時，所得到的卻是另一截然不同的物件。』因為『貯藏與積蓄在記憶裡的是一物，但是刻印在正憶起那記憶者的思想中的，卻是另一物。』」當我讀到這一段文字時，感到自己鬆了一口氣。那種欣慰的感受來自於：奧古斯丁所描述的「記憶」好似擁有自己的生命，當它不再為人所佔有，它會活進那不可見的、自足而存在的時間表裡，在森林之間的縫隙裡。約翰·伯格將這樣的存在，稱之為「物事」（event）。


去年的那天，我與朋友們在關山市場吃著傳統的麵食當作早餐，其中一位朋友在昨日已騎著鐵馬從西雙版納進到寮國。當時的他用一貫的垃圾話語氣說：「欸，要好好吃啊，這是最後的早餐了喔。」現在想起來，那餐倒是不至於成為最後的早餐，但山難後，由於人中的撕裂傷而在鼻下縫了四針左右，那時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只依靠流質的食物，傷口時常腫脹而疼痛。


吃完了早餐、在關山的超市買完食材跟雨鞋後，我們就將登山背包綁在鐵馬的後貨架上頭，從關山騎往海端，然後一路騎上南橫。我記得當時那位朋友的規劃是騎車環島加上爬山，而轆轆溫泉只是第一座山而已，在原先的計劃中，接下來還打算爬畢祿山、清水大山。今年再次環島時，我們依舊騎了南橫新武部落前的一小段，從那兒便能見到當初摔落的那座山頭。


在騎鐵馬的狀態中，有一點與登山很接近，有時也與進入書寫的狀態很接近。它們總是以不同的力道捶打（並粉碎）著我所擁有的稀微自信、勇氣與價值，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它們有著能夠令人上癮的特質，那樣的特質就像梭羅在《一個人的遠行》中所說的，「悠閒、自由與獨立」。如果能夠，我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始終追趕著這樣的生活。


騎鐵馬上坡時，耳邊靜謐地好像只會聽見汗水低落的聲音，這時就將自己潛入最深沈的內在處所，在那兒等待著將臨的未知之物。那樣的未知之物只會在經歷一段長長的上坡路之後，在下坡時伴隨著歌聲而顯現。即便它顯現在你眼前，你依舊不知道它的名字。


騎著鐵馬在南橫下坡時，伴隨在耳邊的則是風聲、新武呂溪的溪水聲、樹葉顫動的聲音。這時就讓自己躍入外在世界之中，仔細記住每一陣風的紋路。


山難之後，有好長一陣子我十分畏懼（但依舊十分嚮往）山，甚至連騎鐵馬、走過田埂、奔跑下樓梯等等隱含著墜落危險的活動，我都恐懼地拒絕。直到今年環島之後，我才又無法自欺地承認，我所恐懼地拒絕的世界，才是真正吸引我的世界。我依舊喜愛電影，但我對於一整天待在室內、幾乎不間斷地觀看影像感到痛苦；我也依舊渴求知識，然而我總是在課堂的當下，深刻地感受到這些課程再如何有趣，它們都無法帶我去到什麼地方。


這幾天以來，我一面小心翼翼地翻閱從圖書館借來的《與子偕行》，一面用OsmAnd查看楊南郡與徐如林走過的路線。年代久遠的書籍就像風化片岩一樣易碎，而他們的文字是山，我沈浸在他們以文字作為石頭，而鋪成的道路中，眼睛盯著小小的手機屏幕，路線在黑暗的宿舍中發起光來。


這星期週末就要爬雪山了，我依舊會在看到下坡時，感到墜落的畫面在眼皮底下爆炸，然而山總是要爬的。即便口中說著自己不敢再跟著那位朋友爬山，但還是希望自己再強壯一點、再敏銳一點，因為到頭來，我也只有在跟著他們爬山、騎車、移動的時候，才感覺自己稍微追趕上那「悠閒、自由與獨立」的生活一點點。


我還記得山難前在登山口附近紮營的那一晚，星塵亮得能夠覆蓋地面，就像下了一場雪一樣。夜裡傳來山羌的叫聲，而升起的火就像心一樣搖曳。我的存在在火光之中，壓實了自己的影子。




（寫於20161101）

書信：20161025，給W

W：

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今日收到你的信，讓我有種見到老朋友的欣喜。大二的生活比起大一忙碌許多，接了社團、有了打工、同時也要顧課業。而我又舉起相機拍照了，因此想要慢慢地、細膩地記下每次按下快門的瞬間；對於暑假騎車環島的回憶，甚至是更久以前所思考卻沒能書寫的問題，我也都好想安置它們；同時，我的生活不可能暫停下來，有許多新的事物走向我，而我也想記住它們。零零總總加起來，真的是十分忙碌。

我最近（大概一兩個月前）收到一個網站的編輯來信，他說他看了我部落格的書寫與文章，想邀請我成為藝文版的專欄作家，一個月書寫一篇評論。我收到這個訊息時其實十分掙扎，但也十分高興。掙扎在於，我明確地知道自己的書寫速度，以及渴望的生活。我沒辦法承受過多的注視與眼光，也無法背負過多的期待，那會使我十分焦慮，因此無能誠實地書寫。我喜愛的作家曾定位他自己「在角落慢慢地寫作」，我想那樣適度地與外界保持觀看的距離，會是對自己溫柔、也是誠實的狀態。

在稍微溝通後，我試著寫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關於文·溫德斯，我看了他1970-80年代的幾部電影，同時閱讀了他的攝影集《一次》，並連結了班雅明的《柏林童年》與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如是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寫了大約8500字的文章。

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十分焦慮，就跟《歧路》中，那位想要成為作家的男人一樣。在那幾天裡，我每天睡眠時間只有五小時，身體因此出了點問題。而我想，身體出了問題（但不是多嚴重的問題）並不只是因為生理作息，內心所累積的不安、徬徨與焦慮，也藉由這一次半強迫的書寫釋放它們的能量。

我一方面相信著「恐懼與悲傷不需要被輕易撫平」、「保持不安與不滿」；一方面也十分渴求平靜、寧靜但豐饒的狀態。我以往有一段時間倚靠痛苦書寫，認為唯有痛苦的時候，才能夠書寫出誠實而真摯的文字，但我逐漸發現那樣的書寫並不長久，即便在當下感到欣慰，痛苦依舊存在在那裡。誠實並不只有一種，我明白對我來說，焦慮並不能使我踏實地進行創作，在此同時，我也絕對不想書寫容易書寫的事物，我認為那是成為創作者的角色定位。

因此我一面與焦慮搏鬥，一面在書寫到那輕微但深沈地敲打著我的內容時，感到富足。

在書寫時，我時常翻閱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我喜愛他那「第二人稱」的口吻，好似輕柔地對著讀者「你」訴說，而不是「他」、「她」或「他們」。也許因為是溫德斯的電影吧，我覺得用這樣的口吻再適合不過了。

有件對我而言十分重要的事，也在趕稿的期間發生。得知要盡快交出一篇稿件的那晚，我翻到了一位與我修同一堂課的同學的臉書，我並不真的知道那使我哭泣的原因是什麼？也許是自身的狀態太過於不安與脆弱，感到儲存於內在的耐性正以我無法阻止的速度流失；也或許是因為這麼久的時間以來，除卻了自己本身便十分喜愛的作家（這些人離我多麽遙遠啊）以外，我已經許久沒見過能夠真正打動我的文字了。

當那些文字在我的意識中產生意義，它們傳遞給我這樣的訊息：我這樣子的生活，究竟成不誠實呢？

我記得我在寢室默默流淚了一陣子，隨後爬下床扛著心愛的鐵馬走出宿舍，在凌晨的台北街頭騎行。我記得我看見了在夜晚才能夠進行道路清洗工作的工人與水車，以及修著防火栓的工人，我的車輪壓上了黑色的管線，工人的面孔與我擦身而過。

我承受著無法擺脫的自卑感入睡，睡得並不好。我迫切地想書寫完這篇稿件，並開始展開自己早已緩慢地構築的故事（當天回到宿舍，我確實幫故事寫了簡略的開頭）。我照樣生活、在早晨跑步、在校園隨意走走並拍下照片、在圖書館翻閱書籍、打開電腦凝視自己的文字、一次次地看著溫德斯的電影⋯⋯，寫出了這篇稿件。

這篇文章必須接近「評論」的性質、具備一定的公共性，且字數維持在三千字以內（但字數是可以調整的）。「評論」令我痛苦，我從來都不曾定位自己對於電影的書寫是「評論」，可能是因為自己也嘗試著創作，並曾經體會過創作的狀態的緣故吧，我確實沒有任何的自信以及勇氣去對其他作品進行「評論」。

也許還有其他原因，那樣的原因便是「創造性」。我明白評論的書寫也有創造性在其中，這已經是無須宣告的事了，然而，我依舊不認為評論的創造性，與創作小說、散文、詩、劇本、電影、故事⋯⋯這類創造了一個世界、一個宇宙、一個人生的創造性，是一樣的。那是不同的東西，我無法將它們的不同之處用任何數值呈現，或任何精確的字眼表達，但我深知自己明白：那是不同的東西。

我根本不想寫評論，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寫評論的意義。曾經有許多人對我說，那些有名的導演或作家，在拍自己的電影前也是影評起家的。但我並不相信他們真正「喜愛」寫影評，並能在寫影評之中得到滿足。如果他們可以，他們就寫影評就好了，為什麼之後要拍電影呢？為什麼要去創作？我想，他們不可能忽視自己內在生成的創作慾望，假裝那種慾望不存在，比起在創作過程中一次次意識到自己的不足與弱小，要痛苦上百倍。就像《碧海藍天》中的賈克不可能繼續過著被視為美滿的戀人生活，他必須回到深海，在那裡投身進入唯一且深沈的歸宿。

我想寫的是散文或小說。寫電影書寫的時候，我便試著把它當作寫散文，至少那個狀態我希望它盡可能接近於創作，並在其中嘗試著不同的書寫方法。畢竟，我真的不想要寫容易寫、可複製的事物，如果我在短時間之內就寫完它，或是僅單就電影本身，而沒有融入我的閱讀、我的經驗去寫它，我會非常羞愧。即便寫了，我也不會再看它。

在書寫稿件而感到痛苦的當下，我寫下：「我想寫的是能像山一樣一直在那裡的東西，即便現在的我距離入山口還有著像是馬里亞納海溝那般的距離。我不想跟隨華麗但轉瞬即逝的燄火（為什麼現在的人好像不依靠這個就活不下去？），如果能夠，我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去為那將熄未熄的營火添上乾燥的柴枝。」

那時，一位朋友在聆聽完我的痛苦時對我說：「千萬不要去承受不夠誠實的東西，那裡頭沒有光，就像書中提到的，火的不同性質。」那本書，便是我一翻再翻的《華氏451度》。

從高三以來，有個信念至今依舊被我珍視，那便是：人總要誠實、誠懇地活著。

在你前一封信中，寫著「我總害怕著，在閱讀更多，書寫更多之後，會不會因感受力更強，而承擔更多的悲傷。能不能，就好好的快樂？」這也令我想起了《華氏451度》。如果在國外有機會，你或許也能讀讀這本拯救了我的書呢。

信寫得有點長了，最後，我想用手邊正在閱讀的一本書暫時替這封信結尾：

「恐懼，讓我們的夜晚充斥太多光線，讓我們無法欣賞黑暗的景致，也讓我們忘了恐懼本身的意義。」（Paul Bogard，《夜的盡頭》，2014:108）

我想，我們也盡量不要讓自己忘記悲傷本身的意義吧。

（p.s. 我喜愛那個關於引力的故事。）

祝，

一切安好

（寫於20161025）

電影讀書會：給與我傾談向火的人——華氏451度【 宣傳】（聚會名稱引用自吳明益《複眼人》後記）

Fahrenheit 451

「……你知道像這樣的書為何這麼重要嗎？因為書有質量。質量是什麼意思呢？對我來說，就是質地。這本書有毛孔、有特徵，它可以放到顯微鏡下檢視，你會在鏡片下看見生命，無窮豐富的生命自眼前流過。毛孔愈多，你在這張紙上每平方吋所紀錄的生命細節也就愈真實，你也會變得更『文學』。……

「現在你知道為何有人憎恨、討厭書了嗎？它們會顯示生命臉上的毛孔。在安樂中的人只想看見月光般瑩白的蠟像臉，沒有毛孔、沒有毛髮，也沒有表情。我們生活的時代，花兒努力倚靠著花兒存活，而不是仰賴豐沛的雨水和黑色沃土。就連煙火，如此美麗的東西，都是來自於土地中的化學反應，但我們卻認為自己不必完成生命循環、回歸現實，便能種植、餵養花朵和煙火。⋯⋯」（雷·布萊伯利，《華氏451度》，2015:127-128）

/

這個月的月底（2016/10/23，週日），我們將會進行一次電影讀書會。書籍方面，我們讀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1953年出版的《華氏451度》（ Fahrenheit 451）；電影則是看法蘭索瓦·楚浮（François Truffaut）於1966年改編的同名電影。

吳明益在《複眼人》後記〈給與我傾談向火的人〉中，以葉慈（W. B. Yeats）的詩句（ “To Some I have Talked with by the Fire.”）劃開手中的火柴，如是照亮了它。而就是在它邁入尾聲的時刻，這樣的語句跳躍在火光之中：「就彷彿在一個將熄未熄的爐火前，為那小小的、圍聚的聽眾，編織一個故事。火光在一些人的眼裡燃燒，有人臉頰被映照得微紅，有人靠著牆沉沉睡去，有人眼裡深處慢慢凝聚出像針尖一樣大小的淚水，有人終於在某一個時間點站起身來，開門離開。門外下著不大不小，像浮世繪畫作裡的那種，直線的雨。」（2011:367）

正是《華氏451度》，雷·布萊伯利也點燃了火。同樣在那將熄未熄的火前，每個人的沈默都代表了一個或數個故事，以及在這些故事之中的，柔韌可塑的記憶。他是這麼寫的：「在那團火焰周圍始終一片寧靜，那些男人的臉龐亦顯得安詳，總有時間的，總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坐在樹下、坐在生鏽的鐵軌旁，觀賞這個世界，憑藉眼神讓世界翻轉，猶如把世界放在火堆的中心，這些人共同鑄造出一塊鋼鐵般。」（2015:213）

正如《華氏451度》主角在結尾輕聲地呼喚：「⋯⋯凡事都有定期，沒錯；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沒錯；靜默有時，言語有時，沒錯；⋯⋯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雷·布萊伯利，《華氏451度》，2015:238）

沒錯，總有時間的。這樣的時間並非那「始於十八世紀歐洲、與實證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息息相關的線性時間觀」（約翰·伯格，《留住一切親愛的》，2015:199），而是允許「物事（event）」被感知的，「以某種方式環繞在時間之外的無時間。」（約翰·伯格，《留住一切親愛的》，2015:200）

在這樣的時間裡，我們將隨布萊伯利令人屏息等待的文字，想像1950年代的美國；也將隨楚浮有別於原著的影像敘事，遙想那1960年代的世界。

無法全程參與的朋友，也歡迎只來播映會或討論會。另外，沒讀完書也不必有太大的壓力，歡迎帶著你的記憶，點燃一隻火柴。

【以下是聚會的相關資訊】

選書（臺大電影研究社）：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華氏451度》（ Fahrenheit 451），1953

選片（臺大電影研究社）：法蘭索瓦·楚浮（François Truffaut）《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66

時間：2016/10/23，15:00-17:00 觀賞電影，19:00-21:00 討論聚會

地點：電影將於臺大第二活動中心601教室播放，後續的討論聚會將移動至永樂座（時間不方便無法全程參與的朋友，也歡迎只來播映會或討論會喔）

永樂座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1弄6號

主辦單位負責人聯絡方式：0975807213



（寫於20161011）

電影社《真實的叩問》讀書會速記，之二：虛構的溫柔

「虛構出的故事是謊言，述說著真實的樣貌，一次又一次。」

——尼爾·蓋曼（Neil Gaiman），《華氏451度》導讀，2015:7

在這學期的社課規劃中，我們將進行一次不同於此次讀書會方式的聚會。我們將讀書，也看電影，我們所談論的將不是表面的資訊與知識，而是雷·布萊伯利在《華氏451度》中所描述的、圍繞著火光的人們的狀態：「在那團火焰周圍始終一片寧靜，那些男人的臉龐亦顯得安詳，總有時間的，總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坐在樹下、坐在生鏽的鐵軌旁，觀賞這個世界，憑藉眼神讓世界翻轉，猶如把世界放在火堆的中心，這些人共同鑄造出一塊鋼鐵般。」（2015:213）

這本書，也就是我們在那次聚會時所將閱讀的書。那時或許會是如葉慈（W. B. Yeats）的詩句——吳明益在《複眼人》中，將其作為後記的名字——「給與我傾談向火的人（To Some I have Talked with by the Fire.）」。

而我想，朋友C在我們一連串關於「真實」的談論中，問出了更加深沈而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大家要恐懼虛構？要否定虛構？它真的與真實違背嗎？」這個問題使我想起《華氏451度》，這本虛構的小說，在多少人心中迴盪真實的回聲。

在讀書會當下，我尚未閱讀過《華氏451度》，而從最近累積的一些記憶與觀察中試著回應。我提及了《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在這本書中，奇士勞斯基說明了自己之所以由紀錄片轉而創作劇情片的原因：「並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被描述的。這正是紀錄片最大的問題。拍紀錄片就好像掉進自己設下的陷阱一般，你愈想接近某人，那個人就會躲得愈遠。⋯⋯我害怕那些真實的眼淚，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權利去拍攝它們。」（Danusia Stok編，《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1995:134）

當時閱讀至此的我在一旁寫下「虛構所帶來的溫柔」。而紀錄片《浩劫》（Shoah）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話語——「猶太浩劫的獨特性就像周遭被火炬環繞，這樣的邊界無法跨越，因為最極致的恐怖是無法表達的。若有人敢誇稱已經跨越這道界線，那是觸犯了最嚴重的禁忌。」——對我來說，也都是一樣的面貌。香港作家董啟章也在他的短篇小說〈永盛街興衰史〉中，創造了一個返回香港的男子。他說：「在殖民地走向終結的時候，我們忽然醒覺到自己腦袋的空白，急於追認自己的身份，但卻發現，除了小說，除了虛構，我們別無其他的依仗。歷史敘述變成了小說的一種，沒有人能堅持自稱純粹整理史料的偽裝。」

溫柔從何而來？或許是從堅定地肯定界限的存在而來，那界線就是朗茲曼所說的「邊界」。朋友D隨後說的、引用自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話語「奧斯維茲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相同的意義。邊界之後的世界只能夠由虛構而得，正因為那世界的真實，是我們永遠抵達不了的彼岸。

（寫於20161011）

隨筆與雜記：戰勝距離的瞬間

基隆西岸旅客碼頭前
（攝於20160918）

這張相片，是為一位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朋友而拍的。我們都恐懼刻意的言說，而就是在今天，他不經意地提醒了我誠實的生活。在這張將近二十天前拍攝的相片裡，唯有他才能夠捕捉我想拍攝的事物。

從按下快門的那一天算起，我至今已帶著平靜而緩慢成長的心，來到這座臨海的城市三次。有時靠顛簸的客運，有時靠安心地搖晃的火車，有時則靠自己的身軀。上個星期日，即便手邊有許多事沒有完成，我依舊騎著心愛的鐵馬，在風聲、齒輪轉動聲、由遠而近的引擎聲中來到這裏。靠自己的身軀特別辛苦，在記憶中所留存的樣貌，卻也特別令人同時掛著微笑、掉下眼淚。關曉榮在《八尺門手札》的第一篇日記中，寫著：「身心的疲憊逐漸恢復後，再度明白了簡單的生活對求知與生命力的釋放向來都是至為重要的事情。」

這幾天以來，我總是在晚上九點左右不由自主地想著：「如果這種日子再延續個幾天，我一定承受不了。」同時會有另一個我說：「其實你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痛苦。」這時只要遠離像刀一樣嘈雜、像炙熱的太陽一樣寂靜（嘈雜與寂靜是可以同時存在的）的人群，我就能慢慢的把這段掙扎的時間撐過去了。我想，我只是需要一個休息日，並好好地處理關於記憶的問題，同時好好地寫日記。

昨日，我終於找到了能定期拍攝固定物事、同時儲存時間的地點。景框中有鷹架、有工地、有黝黑的工人、有雲，沒有山。工地令我想起了前天。那天我在客運上欣喜地望著窗外所騎過的、沒騎過的道路，它們帶領我再次來到了基隆。這個月開始，和平島開始了今年為期兩個月的考古挖掘，也許是因為我英文並不好的緣故（但我想絕對不只），與考古現場的工人聊天比起聆聽考古學者講解有趣許多。

那是一個又一個少數的、能夠戰勝距離的瞬間。一位穿著白色汗衫、素色長褲、雙腳上的工作靴沒拉上拉鍊的男人，在考古學家講解時，伸出他的右手。那迅速轉動手腕，而使得手心手背依序承受陽光的手勢，就像振動的蝶翅一樣。大概是看我一臉困惑，他問我知不知道這個手勢的意思，我露出難得的輕鬆笑容說：「不知道耶。」

在跟著他做了同樣的手勢幾次之後，我才知道手背是指五毛錢，這時再翻到手心，就成了一塊錢，再翻到手背時便累積到一塊半了。他用十分俐落而熟練的台語，配合自己的手勢迅速地唸著不斷遞增的金錢數量，「他們說話的時候都是錢啊。」他隨後對我說。「他們是博士，我們是博土啦。讀社會大學的喔。」他說話時，眼睛笑了起來。

那些瞬間是這樣來的：那位男人徒手拿著一塊料材，舉高手臂將料材抵在鋼架側面，而另一位男人左手拿著銲接時用的護目鏡，右手上的銲槍在碰觸料材與鋼架貼合處時發出白光。前男友工作地方的老闆娘曾對我說：「看那個，晚上睡覺時眼睛會很痛喔。」這時，這句話從那男人的口中重新誕生了一次。而眼睛像是被什麼燙到的我，始終無法理解他是怎麼徒手拿著那不到巴掌大的料材的。

那些瞬間是這樣來的：一位相對來說瘦高的男子在挖掘中的考古學者旁等待，當獨輪推車滿了的時候，他就得要把其中的土塊運送到對面堆著土的地方。我像是獨享了某種秘密一般，看著他以小跑步的速度在狹窄的路徑上推著車，在接近土堆時用力地藉由衝撞上土堆的力道，使車內的土塊成為土堆的一部分。他的熟練與力量令我十分著迷。我曾在他面前不小心掉落手機，他笑著對我說：「摔壞了就可以換一台新的啦。」

那些瞬間也是這樣來的：將近二十多天前，我盡可能地令自己遠離某個特定的時刻（但是注定是徒然的）而在基隆港西街上徘徊。一位穿著白色上衣的瘦小男子對我說：「這裏過去沒路了喔。」我們聊起天來，他指著自己的斜後方，說：「我住在車子裡。」他隨後拿著不鏽鋼便當盒走進一旁的店家。幾分鐘之後，他走出店家，出現在相機的景框之中，並開心地向我揮手，送給我兩個月餅（那時剛好是中秋節連假）。在我騎車來到基隆的那天，我又在那路口右轉，也許是騎車與步行的視線高度、移動速度並不相同，一開始我並沒有發現他就蹲在道路盡頭的陰影裡，仍是一身白衣、襯托著黝黑的皮膚。

騎車那天遇到的一位男子，在那天成為了「地陪」，他對我說：「這裏以前是會下雪的。」以及其他得、宛若時空膠囊被重新挖掘出來一般的話語，也是這樣的瞬間。

移動為的是戰勝距離，即便戰勝的時刻只有一瞬間，也只能夠有一瞬間。但只要有這些瞬間，就足夠我撐過綿長的夜晚，比如此刻。

（寫於20161006）

課程：「環境史導論」指定閱讀心得

曹永和於那台灣社會解嚴後的自由民主化年代裡，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強調台灣的島嶼性質，並將這座島嶼放置入海洋史的視野之中；周婉窈在曹永和所提出的「海洋臺灣」此一概念之上，又凝聚了「山之臺灣」的意象，我以為，如果說海洋臺灣代表的是：我們所不斷述說的「此處」戰勝了距離，因而廣及「他方」；那麼山之臺灣就不同於漫無邊際的海洋，而是一個面向自我的錨定點。唯有在這樣的兩極所形成的相依關係與拉力中，誕生了歷史的縱深與力量。

海洋臺灣與山之臺灣仍較於偏重於「人群」，而在這次我所閱讀的一些指定閱讀中，則比起前者更加強調了生態與地理環境的因素。比如在劉益昌〈聚落選擇與災變：從二〇〇九年莫拉克災區楠梓先溪流域考故遺址分佈談起〉一文中，首先概要地簡述了研究區域在地理分佈、地質屬性等層面的資訊，並以縱觀時間的視野，一一梳理了此處的人群遷移、定居聚落等動態的過程，以及在這樣的過程中，人群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殖民時期所帶來的殖民現代性與近代國家統治型態，對於這些聚落的遷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甚至改變了聚落選擇與環境關聯的方式。我於今年八月曾與朋友騎著鐵馬環島，其中一天便是從美濃途經甲仙，一路沿著台二十九來到那瑪夏。那是個長而不算好騎的上坡，我們在中途的小林平埔族群文物館稍作停留，那是我第一次較為深入地意識到那些遭遇時間洗鍊、土石掩埋、河流沖刷的哀愁，以及其中的脆弱與堅韌。也許是因為如此，我選擇了這篇進行閱讀。

在另一篇趙金勇的〈史前晚期東帝汶自然與人文地景的交互演化：歷史生態學的考察〉中，則是「歷史生態學」這樣的字眼十分吸引我。這篇文章提出了在西人深入這片土地前的檀香存量變化，不同於其他處於殖民狀態、並受到現代性衝擊的地域，其生態存量的變化很有可能來自於國家力量無孔不入地介入，帝汶的存量變化則是來自於聖嬰現象所引發的一連串影響。人群對於這樣現象的因應，也許是因為人類生命尺度與自然變化相比過於渺小，而難以在生存困境與那「超出此生」的環境未來中兼顧兩者，因此導致了當地生態環境的逐漸耗盡與衰弱。

在星期日（2016/10/2）的時候，我獨自一人從台大騎著鐵馬來到和平橋之前的海濱國宅（先前是八尺門聚落），在閒晃時遇見了一位中年男子，在他那好幾個小時的故事與講古之中，「颱風」頻繁地閃現在話語裏。我在讀這篇文章時想起那天的炙熱天氣，以及那位男子說話時時常露齒的笑容，每當這樣的時刻，我總能輕易地想像他年輕時的模樣。

（寫於20161004）

電影社《真實的叩問》讀書會速記，之一：真實的叩問

「書寫既是一個敞開同時也是遮蔽的過程。然而，書寫永遠負擔著一個使命，那就是指向被遮蔽的存在。」

——呂新雨，《書寫與遮蔽：影像、傳媒與文化論集》

在昨日的社課中，我們一起讀了郭力昕《真實的叩問》中的第一部分。由於這本書是關於紀錄片的評論文集，並非在寫作的最初便以一本書的想像進行架構與書寫，因此我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太能抓住它的敘事主軸。許多概念在一篇篇文章中被不斷地重申，或是將各文章的總結停留在相同的概念與詞彙上，卻反而因此遮蓋了更加細緻的事物——它們被掩藏在那彷彿一個「固體」的詞彙（「政治性」這樣的詞彙）之中。

即便如此，這本書仍提供了一個概觀的視野，爬梳了西方乃至於台灣紀錄片的歷史脈絡，以及紀錄片工作者權益、紀錄片拍攝倫理、台灣與中國紀錄片之差異的可能原因等當代重要的問題意識。

在聚會的初始，我們並不以書作為進入討論的通口，而是問到：「大家有沒有看過、令自己覺得印象深刻的紀錄片？」往往是這些切身的問題，才能真正讓人們進入對話的空間。

朋友A說，自己曾經在公視去年的影展中，看了一部講述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的紀錄片，其中最令她難忘的是巨觀歷史與微觀歷史的巧妙融合、並存與辯證，導演藉由十分個人的故事，帶出了一個時代。

我則說到今年春天時觀看紀錄片影展的經驗，並從那時主辦單位所規劃的「重演」單元，連結到了艾騰·伊格言的《A級控訴》，後者也一定程度地呼應了A所說的巨觀歷史與微觀歷史的融合。而我接著說，對我來說劇情片與紀錄片的模糊分野，並不是來自於「劇情片是虛構的而紀錄片是真實的」這樣的指標，而是：劇情片比較類似於一個「整體」——它更接近於凝定的山，而紀錄片則是圍繞在它周遭的海洋，他們各自帶動著海岸線的飄移。我們似乎更常以劇情片去定義紀錄片，而紀錄片似乎更常以「否定」的詞彙出現：我們說紀錄片不是什麼，而不是說它是什麼。紀錄片的定義由排除法而產生。

這時，另一位朋友B提到了邁可·摩爾，並延伸談及了這樣較為大眾取向的紀錄片敘事。而郭力昕在這本書中的〈以團結創造環境，以視野創造作品〉一章中，寫到台灣與美國地理空間、人口多寡等尺度上的差異，如何使得幾乎承襲了美國制度與文化中多數缺點的台灣，「仍有扳回正軌、建立合理制度的機會與可能」。他這樣寫美國的紀錄片工作者：「他們自我實踐的意義居多，卻難以透過影片改變社會，亦撼動不了只能順從那個巨大地令人沮喪的資本市場機制，除非有邁克·摩爾以高度商業操作來呈現硬政治議題的本事。」（《真實的叩問》，2014:96）

而朋友C則說起了自己在課堂中觀看邁可·摩爾談論美國槍枝問題紀錄片的經驗，將談話主題轉向了「紀錄片導演如何去介入並操作了他拍攝的對象」，而這樣的介入與操作，又有什麼樣的「意圖、想說的話」在背後支撐。C說，她在觀看時察覺到導演的操作痕跡，也發覺了影片敘事邏輯上的弔詭。這樣擁有十分強烈意圖與作者觀點的電影，是不是反而抵達不了（接近不了）真實？甚至扭曲了真實？

原先始終沈默的D則承繼了C的話題，說著自己方才快速閱讀過書中第一部分的感想：當作者總是以「政治性」（並引用了羅蘭巴特與米歇爾傅柯的論述）去回應紀錄片個層面上的問題，卻很可能忽略了有時「當我們愈加強調政治，就反而愈加掩蓋了真實」。D認為，巴特與傅柯的理論較接近於「揭露與呈現」，也就是讓人們知道某件事背後的運作邏輯，而不是更加積極地去——如同郭力昕所寫——將它作為一種對他人創作的要求。

對於「真實」，D則提到了傅柯「言說」的概念。D說，真實存在於斷裂之中、空隙之中，而紀錄片若是追求著真實，那就得要創造一個空隙，邀請觀眾主動地進入空隙之中，那就是真實誕生的地方。比如說侯孝賢靜止不動的鏡頭、蔡明亮緩慢凝視的鏡頭、香妲艾克曼那與真實時間並存的鏡頭⋯⋯。我在聆聽他說話時，想起了謝海盟曾說：「景框只是一個真實世界裡頭若有若無的存在。」

在下一篇中，我將紀錄我們所聊到的：為何大家要恐懼虛構、虛構的溫柔、創作者與評論者之間難以跨越的距離、我在最近實際作為「持攝影機的人」的想法、創作者是否應該承擔「訴說政治」的責任、「訴說政治」是否才標榜著創作者的良善，以及一些零碎但重要的心得與想法。而這些主題也將扣合到電影社這學期片單規劃中的「專題三：關於影像這回事」。

（寫於2016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