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畢贛的鳥族，給畢贛導演

致畢贛：

我在一間日式的建築裡，讀你的詩句，並一一翻過那些從你的電影中定格，轉印到紙頁上的影像。我看見繚繞的煙霧，明白因為有了光源，我才能看見它的身影；看見人們凝望著遠方的背影，他們的眼神越過鏡子、越過欄杆，在黑暗中掉落，或者低空迴旋；看見時鐘與錶，我以身體感受真正的歲月，於是畫在手腕上的錶，有一天會模糊消失，畫在牆上的鐘，中心的鐵釘將它的影子，化作第三根、第四根指針，影子的針活過時鐘盤面的面積，在上頭長出了建築；看見倒掛的銀色球體，好像是昆蟲的複眼，如果擁有許多雙眼睛，記憶的回聲會不會也駐進許多抽屜裏，因此人們不再恐懼遺忘？我想，那個陰暗而充滿濕氣的隧道，或許也會成為《潛行者》裡的隧道，或許當我通過，也會有個誰告訴我：「當人們開始回憶，他會是溫柔而善良的。」這是你的電影，如你寫下：「像回到誤解照相術的年代/你攝取了我的靈魂」與「當我的光曝在你身上/重逢就是一間暗室」。

我感到自己依舊迷失在你的電影中。我花了許久的時間，徹底不畏危險地投入「新穎的陳舊氣息」裡，我看著與我在同一個線性時間進程裡的景物與人們，卻感覺我的眼睛蒙上了幾十年的光陰，因此看向任何事物，都彷彿是望向了無限遙遠的過往。我幾個月前看了一本書《孤獨及其所創造的》，作者保羅奧斯特稱這樣的感受為「對於現在的懷舊情緒」，他引了福樓拜的書信：「⋯⋯我總是感覺到未來，一切事物的對照總是出現在我面前。每次看到一個孩子，我總是想到他（她）會變老；每次看到搖籃，我總是想到墳墓；每次看到赤裸的女人，我總是想像她的骸骨。」

但我仍迷失在你的電影裡，你的電影便是蕩麥。你說，輪迴本身便是一個時間的概念，那或許不是關乎物理上的生死，而可能出現在抽下一根菸的時刻裡。恍然間，我無數次地遺忘蕩麥裡街道與街道的連接處，遺忘你如何穿梭在那一個陰暗窄小的巷弄中，又是如何通往寬敞的廣場、湖面與階梯，但我再次看見時，我的記憶便如泉水一般湧現，裡頭波光粼粼，有時看得到彩虹。這樣的迷失將我帶往了我的內在，於是我自足地對自己說：「我迷失了。」迷失於時鐘的盤面，超乎歷史之外，瞬間即是永恆。如保羅奧斯特說：「他必須遺忘自己，才能在那裡。而在那種遺忘中，記憶的力量出現了。」以及「記憶：一個事件會再度發生的空間。」

你說，你看了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體察了一個遙久、縱深的鏡頭，平穩地向前行進，於是記憶帶著時間，牽引出了空間；你在法國的美術館裡，看著梵谷的繪畫，感到繪畫不再是扁平的平面，每一次的筆觸，都是立體而高起的浪；每一次的揮筆，都是從死裡逃生出來的。他以生命作畫，畫最為純粹的東西。我想起你說，當你找到電影與影像對你的意義時，你便不再拍電影了。你的電影是追尋與尋覓，不是找到，而尋覓便是輪迴。我常想著，或許過去的我早已明白此刻將會看著你的電影，並為此準備了許久，如今它從記憶中走來，而後你以沈默的眼睛對我說：每一件事，都發生了不止一次⋯⋯。

我試著以語言接近你的電影與詩，或者，理解你的電影與詩，但我發現我不能。我幾乎無話可說，於是，我明白當語言失去了一切意義，它的極限同時也產生了，我將影像回歸於影像，在持續地觀看中，我任自身沈潛在無所言說的美好與自足裡。那是個擁有「絕對語言」的世界，萬物相通，近似詩。我明白我無法進入你的詩的秘密、特殊鳥類的語言、你自認不慎精準的傳譯⋯⋯我是一個在愛情中失落的情人、在自我斲傷中殺死某一部份自己的殺手、為那一部分的自己誦經超渡的僧人，像風一般吹開你雕刻的秘境，在裡頭迴旋，並赤裸地出來，猶如一位真誠而純粹的原人。

我有一段時間，總是困頓於如何潛入真正的生活中，在裡頭遺忘自己，因而真正記憶起當下所見、所感、所聽的事物。我在你的座談中聽見你說，你看著朋友打球賽、陪家人看法治節目，或許收穫的都比看大量的電影來得多一些，我對此感到難以描述的震顫，帶著略有鼻酸的柔軟欣慰。我不知道從何描述那「生活的藝術」，但我相信你真的看見了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事物的縫隙，其中有著任何縝密的語言都無從述說的光暈與詩意，你寫下了片段的靈光，它們發出風鈴般清脆的搖響，敲落在了事物的縫隙裡。有一天，來自瀑布的溪水會從縫隙中湧出，人們站在瀑布旁，將會如你在電影中所說：「他們不說話，只跳舞。」

是的，「我們不斷在變化，但珍貴的事物沒有變過。」你緩慢地說。洋洋用插著風車扇葉的桿子敲打欄杆，聽見衛衛的說話聲，持續規律地敲打節奏便慢了下來；她背著導遊詞，衛衛也以導遊詞與她唱著山歌；手電筒的光芒穿透手臂，進入瞳孔裡，瞳孔望盡了海洋；拔罐的遺跡，座落在陳升的背上；診所的頂樓，有尚未燒盡的火與沈默的狗⋯⋯我好像讀懂了你那些穿梭巷弄的鏡頭，意識宛若進入記憶的秘道，但我卻是實實在在地處於當下，在這之中，產生了時間差所震落的陳舊灰塵，我沐浴在灰塵飄落的速度裡，以身體承受住它，內心混雜著欣慰與哀愁的情緒。於是，我抄下你的話語：「我的電影就像一場大雨，但你們不要帶傘。」

親愛的畢贛，你說，你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面對自己，因為自己非常地矛盾。你不說空洞僵硬的語言，你以沈默與飽滿著記憶的眼睛寫詩，將語言及影像的重量，深沈地壓在人們的心頭上。

（寫於201604月初，並將此信抄錄至只上，交給畢贛導演）

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 ——索爾之子【文章刊載於「映畫手民」後的隨筆】

Son of Saul

謝謝「映畫手民」刊出了這篇文章（文章連結：http://www.cinezen.hk/?p=6690）。願意刊登這件事本身，就足以讓我更相信自己的前方、自己所望見的背影一點點。

文章的由來是這樣的：七月底時，我與朋友舉辦了電影讀書會，並由《索爾之子》聊到了李維的《週期表》，在討論過程中也出現了其他的書籍：史岱凡·奧德紀的《雲的理論》、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漢娜·鄂蘭的《心智生命》、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阿爾貝卡繆的《異鄉人》等。

聚會之後，我花了大約十天的時間整理、追索聚會中提到的內容，寫了約莫一萬五千字（後來刊出的版本則刪減至一萬字）的文章。書寫的過程中，一位朋友傳給我村上春樹的文字，那些文字中有一句是這樣的：「繼續跳舞啊。不可以想為什麼要跳什麼舞。不可以去想什麼意義。什麼意義是本來就沒有的。一開始去想這種事情時腳部就會停下來。一旦腳步停下來之後，我就什麼都幫不上忙了。你的聯繫會消失掉。」

我將這段文字抄寫在當時的日記封面上，只要開始質疑起手邊正進行的事的意義，我就會拿起日記，有時因為激動而鼻酸。我是以這樣的心情，整理起這篇文章。

一萬五千字，差不多是一篇短篇小說的字數了。現在的我這麼想著。

我曾屏住氣息，親手將自己的文字交給編輯；也曾在截稿的最後一日，有些抗拒又付出意願地，看著裝著自己文字的信封袋，在郵局人員的手中輕盈地移動著；或是一次次地確認電子郵件是否正確，在寄出投稿之後，以刻意遺忘的心態等待著可能永遠不會來臨的回覆。

我的心有時如同紙張一般輕盈，有時卻如寫字時一般沈重。對於我這樣對自己沒什麼自信，卻始終不願意放棄書寫這回事的人（或許更多的，是恐懼放棄書寫的那個自己吧），稿費輕如鴻毛，甚至得獎與否也是了。大多數的時候，我只是希望這些文字能夠有個讀者，「有人讀過就好」，我是這樣子期望的。

聚會當天，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人，有朋友專門從高雄北上，也有許久不見的朋友因為聚會而重逢。我訝異於來的人比我想像中多了許多，同時也十分感謝。我想，書寫這篇文章也是我感謝的方式吧。

礙於文章的結構，有許多聚會中談論到的事物沒能出現在文章中，我將以紀錄的方式發表在另一個個人平台上。

這篇文章的作者並不只有我而已，應該說，我只是個紀錄者而已。在此列出參與聚會的人的名字，感謝你們說出來的、沒說出的詞語，令我相信自己或許能夠繼續跳著舞步下去。

與會者（隨機排序）：葉繼元、楊婧函、許琬渟、劉宸君、林芍甫、卓欣儀、楊婧彤、洪子強、方子齊、謝旻恩、蕭長虹、度昀昊、黃馨儀、楊婧琳、連品薰、羅苡珊、羅志誠、廖宇雯、張晏寧、李怡靜、張紫瑤。

（寫於20160912f）

隨筆與雜記：我已不是孩子

這幾天，我一面因為（我所認為的）忙碌而感到安心，一面也對於這樣的安心感到恐懼。我不明白如何面對這樣的矛盾：全心專注於實在之物，一方面使我得救，一方面卻又在讓我感到安心時，成為我逃避自己內在的理由。

在文·溫德斯那部1973年的《愛麗絲漫遊城市（Alice in cities）》中，比起記者菲利浦對於攝影與真實、書寫焦慮、故事與影像的說詞與困惑，至今依舊使我無法忘懷的反而是出自於孩童的話語。電影中的他們玩著我們或多或少在童年時也玩過的文字遊戲：出題者想著一個單字，猜題者猜字母，如果猜錯，圖畫紙上被吊死的人便會逐漸成形。

愛麗絲沒來得及在菲利普畫完吊死人前猜出那單字所有的字母，於是答案揭曉，那個字是Dream，夢想。愛麗絲抱怨說：「我想猜的是實在的東西。」

/

我是個容易對手邊正進行的事感到空虛的人，這些手邊的事，當然也包括看書、看電影、滑手機、書寫、與朋友聊天，這類存在著許多時間縫隙，能夠讓我的意識掉入其中的活動。

比如說，我有時會（有一段時間，則是時常）在電影院看電影的當下，感到莫名的恐懼。那種恐懼可能來自於黑暗，可能來自於自己竟然與其他人一同做著同樣的動作而感到的荒謬。我有幾次聆聽樂團現場演出的經驗，也有幾次在抗爭現場心情亢奮的時刻，在我閱讀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特麗莎的夢境時，我再也無法投身這類的激情（當然，我相信它們絕對不只有激情而已，但我直至現在依舊不明白，為什麼它們總是以這樣的姿態走到我的經驗之中）。

有時候，我的確十分想要從電影院逃出去。如果我能夠再誠實一點，我或許會說：我並不覺得電影時時刻刻都迷人，就像電影的迷人之處同時隱藏著危險，它有著觀看的暴力，也因為傳播的特性，更加容易被國家作為工具。所以我拒絕一些廉價的語言，有時甚至會因為氾濫的說詞、人們對事物過於快速的理解感到厭煩。所以，我當然時常也對自己感到厭煩。

我可能沒那麼愛電影，也可能沒那麼愛書寫或閱讀。我可能沒那麼愛很多事物。這個發現莫名地讓我安心。與其說是愛（我沒什麼自信自己能夠承擔這個字的意義，或者我根本不明白這個字的意義，又或者這個字的意義只有在不被理解時才產生效用），不如說是信任。

回到掉入縫隙的感受吧。

這種掉入縫隙的感受，隨著分手更加強烈，有時也無法控制。我開始在記憶中尋找那些我所做過而好像不存在縫隙的活動，當然，所有物事都存在著縫隙，只是我尋找的這些物事得要以足夠的專注力投入其中，專注到沒有容許我質疑的空間。

尋找到了，我就去做。於是我跟著朋友騎車，以自己身體帶動輕自己好幾十公斤的機械、將自己的重量交付給它，信任它能夠帶我到我想去的地方。這些不是心智中那些無形、不可見、形而上的事物，而是實實在在的物質。

人得依靠可見的物質，我早已不排斥這一點。在環島之前的七月底，我與朋友舉辦了電影讀書會，並由《索爾之子》聊到了李維的《週期表》，在討論過程中也出現了其他的書籍：史岱凡·奧德紀的《雲的理論》、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漢娜·鄂蘭的《心智生命》、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聚會之後，我花了幾天的時間整理、追索聚會中提到的內容，其中令我難以忘懷的便是「可見之物」。

在《週期表》中，李維喜愛化學元素這類的物質，正是對於法西斯提倡精神的反抗，而在他從集中營生還後的漫漫長夜中，這些實在的物質帶領他超越時間之外，感受到了原子的永恆，同時也帶領他回到了進入集中營之前、一切仍存在著可能性的年輕生命。

而在《雲的理論》中，經歷了廣島原爆的Akira·雲上試圖在可見之物（雲）上找尋支撐著生命延續的理由，這個舉動卻與（我會稱它為）「遺忘的反噬」鑲嵌在一起。

許多時候，只有遺忘才能讓經歷鉅大創傷的人活下去，但那些遺忘的事物其實並不曾真正消失，當它們重新被記起，反噬的力度將使得接下來的生命變得難堪、無法承受——他發現自己看雲、喜愛雲的根源，或許是至今仍無法理解的人類集體災難；當他在看雲時感到平靜，那雲裡頭卻有自己死去的親人。

這樣的人生要如何繼續下去？他要怎麼在看雲的同時不想到這些？先前的出口因而失落了，並不只是人類的社群與歷史記憶，甚至是我們以為外於人類社會的自然，也難以逃過災難的侵入。

面對痛苦時的轉移或逃避，與出口時常是相同的。在環島期間，我以為我懂得（並接受）這件事了，然而現在，我卻不知道如何面對它。

我依舊不明白何時該進入生活去感受，何時該抽離出生活去書寫。環島的時候，我往往用手機的備忘錄記下事物的名字，它們有些是可見的物質，有些是不可見的思緒。它們仍存在在我的手機裡，等待我去回憶它們。至今，我對於給自己一段完整的時間，在這之中回憶環島這件事，有著莫名的抗拒。我大概明白為何如此，但明白了原因，卻無法幫助我面對這樣的抗拒。

因此我一面對自己的忙碌感到安心，一面也十分恐懼。我為那女孩不假思索說出的「我想猜的是實在之物」而動容，然而，我也早已不是孩子了。

（寫於20160911）

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索爾之子【宣傳】

【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索爾之子》】

「當我就此別過，讓這作我的離詞，說我所見識無法超越。」——泰戈爾

“ How to bear, the unbearable sorrow?（如何承擔，那無可承擔的悲傷？）”

這個月的月底（2016/07/26，週二），我與朋友們在台中的東海書苑，將會進行一次電影讀書會。我們看拉斯洛傑萊斯（Nemes Jeles László-portré）的電影《索爾之子》（Son of Saul）；書則是讀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於1975年書寫的《週期表》（ II sistema periodico）。

今年年初時，我進戲院看了兩次《索爾之子》，至今，索爾早已成為了我生命中十分精神性的象徵。電影裡頭，對於死者的悼亡遠遠多過於逃脫的激情、對集中營的控訴，那些無聲的悼詞與夢中的囈語，是叢林中閃現的男孩背影。索爾以神秘主義的微笑面對他的命運。

1943年底，奧斯維茲集中營設立，大門上刻著「勞動創造自由」。1944年2月，日後寫出《週期表》與《滅頂與生還》的李維被關入奧斯維茲集中營，此時，距離「歐洲最後一位知識份子」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自殺已四年，而離「人類靈魂裡永遠的旅人」史蒂芬·褚威格（Stefen Zewig）的自盡，也已兩年了。服鎮定劑自殺的褚威格，在死前留下這般令人沈默而屏息的心碎語句：「問候我的朋友們，願他們能活著見到長夜後的黎明，我已經等不及獨自離開了。」

「黎明」是何時？是1945年？對於奧斯維茲少數生還者之一的李維，1945後的日子依舊是漫漫長夜。1987年，台灣解嚴（這是我們多麽熟知的「我們的歷史」），在海的彼端，李維自三樓摔落地面，或許他的身體在那瞬間輕盈起來，並見到了黎明。

索爾如何能保有對於逝去生命的敏感，同時棲身在長夜之中？看完電影之後，我不斷地想著這樣的問題。對我來說，拉斯洛傑萊斯真正拍出了集中營裡頭人們的生命狀態，而索爾是十分勇敢的，比起仰望著生存的渺小希望，而策劃革命的人們勇敢多了——他絲毫不麻痺自己，他使自己成為內縮的空間，因此能夠筆直明晰地面向自己，就如同拉斯洛傑萊斯以如是的鏡頭拍攝他的背影。

索爾為什麼勇敢？他在身處集中營的當下，便不斷無聲地自問：我有什麼活下去的理由？在他集中營工作隊的同事們全然投入於如何生存的革命之中時，只有他荒謬地、執著地、異常清醒地面對在自己眼前被迫消逝的年輕生命，並以沈默的承擔，不以任何表達方式卸去所承擔之物事的重量，不斷地問：我有什麼活下去的理由？如果一個年輕的生命曾經能夠再度活下去，卻被迫闔上美麗的眼睛，我有什麼活下去的理由？這未嘗不是李維從集中營倖存之後的痛苦：比起那些滅絕的人，我憑什麼生還？

1983年，郭松棻寫下〈月印〉。他的作品在發表之初並不十分被重視，在八〇年代的台灣，他所書寫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形象背離了社會的想像：受害者必須是可憐的、引人同情的、不能夠是構成無面目加害者的其中一份子。這或許是為什麼閱讀完〈月印〉，對著故事中不自禁說出「如果我懷了你的孩子……。」而感到入骨羞愧的文惠，我總是沈默地發愣，就像我看完《索爾之子》一樣。索爾絕非一般人想像集中營受難者的形象，但他是真實的。

我們如何描述集中營？如何書寫集中營內的生存狀態？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說，「奧斯維茲後，寫詩是野蠻的。」傑夫·代爾（Geoff Dyer）說，「但他（阿多諾）忘記補上一句，還有攝影。」而紀錄片《浩劫（Shoah）》的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則說：「猶太浩劫的獨特性就像周遭被火炬環繞，這樣的邊界無法跨越，因為最極致的恐怖是無法表達的。若有人敢誇稱已經跨越這道界線，那是觸犯了最嚴重的禁忌。」

我在試著理解《索爾之子》的時候，發覺自己無論如何都無法越過某一個層次，我不願僅僅以私密性的內在途徑去理解他，也不願只是以歷史資訊的堆積去詮解他。於是，這場電影讀書會更像是一次我的解惑旅程，由於自身的侷限，我邀請了高三時影響了我十分深遠的老師（他那時辦的讀書會，至今依舊是我曾參與過最美好的聚會），與我們一同看電影、讀文學。藉由閱讀，我們能更加清晰而謙卑地指認那條「不可逾越的界線」，同時也一次次越過自己理解世界的既有目光，或許最終的目的（也是始終無法抵達，也因此產生力量的目的），也就是探詢活著的意義。

【以下是志誠（帶領讀書會的老師）為此次選書所寫的文字】

其實看完「索爾之子」後，放著好一段時間沒去想他。索爾代表的「守密者」，我記得以前在李維的「滅頂與生還」中看過。那是李維的最後一本書，筆調是比「週期表」清晰簡潔多了，像是報導體，許多他以前說過的故事會重提一次，每個主題、評估也有一定的明確性。

什麼樣的明確？如我們看完電影的失語。他很熟悉未曾經歷過的人會有的反應：不敢置信、震驚、痲痹、不知如何提問。他紀錄了「集中營宇宙」的種種：尤其到了戰爭後期，集中營已經變成無此普遍而龐雜的系統，全面深入整個國家的日常生活，但這並不是個封閉的宇宙，大大小小的工業公司，農產企業，經銷代理商和軍火工廠，都利用集中營供應的免費勞力。他再度指認了那「空洞的創痛」，「德國人從不知道的羞愧」：任何正直的人目睹別人犯罪時時感到的羞愧，以及納粹體制如何受害者和他相似。

週期表則是一本刻劃靈魂的「life of Matters」。為何李維要用一個個基本元素的故事，來指稱他生命中的幾個斷簡殘篇？也許是，如他說服鐵匠之子山卓說的：「我們所學的化學、物理除了本身是養分外，也是我們所追尋的反法西斯解藥，因為他清晰明白，每一步都可以驗證，而且不像報紙、電台充滿了空話和謊言。」

從一開始就看的出他要和「沈思默想」的傳統唱反調，他要在那充滿「惡臭、爆炸、小秘密的」的龐雜物質中，尋找明確問題的明確解答。

當李維還在義大利的石綿礦產時，寫下了兩篇自由詩章，他說「那些石頭，沙子是我即將失去的自由之島」。寫他在米蘭，每天測量各種植物的無機磷含量，像在瞎忙。寫集中營裡，某個有如自由詩篇裡走出來的淘金人；寫他如何將實驗室裡的鈰削成打火石換得食物。

最後兩篇，讓我想起也是最近看的電影「This must be the place」。西恩潘演一個羞怯退縮的搖滾巨星。他的父親也是集中營的倖存者，他要討回那羞辱。李維也是，穆勒博士給他的羞辱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語調說「你怎麼那麼不安？」。

西恩潘死去父親的日記中寫到雲，小時候喜歡看雲，集中營裡，看雲像是唯一的自由之島，但一想到那是死去親友的白煙，就無以為繼了。週期表中最後是「碳」的詩篇，「對每個人都有意義」的詩篇，「他就是不專屬」。於是，李維寫了許多可能的詩篇中的一個，某顆碳原子，成為此刻「我」思考寫作的物質基礎。天知道，李維要用多大的力氣，將心思流連在碳原子上，才能不去想起集中營的天空。

【以下是聚會的相關資訊】

選書（羅志誠）：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週期表》（ II sistema periodico）（註：大家在搜尋此書時可能找到先前時報出版已絕版的版本，我們這此的選書是天下2016年重新出版的版本喔）

選片（羅苡珊）：拉斯洛傑萊斯（Nemes Jeles László-portré）《索爾之子》（Son of Saul，2015）

時間：2016/07/26，15:00-17:00 觀賞電影，19:00-21:00 討論聚會

地點：東海書苑

地址：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二街104號（可搭公車75路與56路，於美術館站下車）

電話：(04)23783613

主辦人聯絡方式：0975807213

【延伸閱讀文章】

關於電影的書寫及評論，這裡推薦閱讀：史惟筑，〈再現記憶的黑洞——《索爾之子》〉，《放映週報》第543期（http://www.funscreen.com.tw/review.asp?RV_id=2008）。此篇文章中提及了克勞德·朗茲曼的紀錄片《浩劫》，則可以延伸參考：王榆君，〈記憶的搏鬥與見證的困頓，克勞德·朗茲曼的《浩劫》（Shoah）〉，《Fa電影欣賞》第160, 161期秋冬季合刊號。此外，今年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所發表的文章：〈納粹時期女性集中營裡的法國人類學家〉（刊於網站「歷史學柑仔店」），大家也能去讀讀。

（寫於201607）

隨筆與雜記：出門遠行

碧海藍天（The Big Blue）

在我結束了環島、些許不踏實地意識到開學這回事、一方面也依舊處於環島心境的這幾天，陸續有一些朋友即將出門遠行。他們都不是余華那篇〈十八歲出門遠行〉的年紀，狀態也並不相同，但我衷心認為，他們總能找到自己的旅店。

在這些朋友中，有的將在飛機上看見太平洋的水氣所形成的雲；有的則將扛著自己的鐵馬入船，在深夜時望見黑色的海，並在清晨的時候抵達台灣海峽的另一端。我在前幾天才進戲院看了盧貝松1988年的作品《碧海藍天》，攝影Carlo Varini用不同的拍攝方式呈現海，那有時自由、同時憂鬱；有時迎向愛情，更多時候逃避愛情的海。我以朋友的身份替他們送行（以我認為的方式），這樣的身份往往帶著祝福的情緒，也或許摻雜著欣慰。然而，同處於送行位置中的我的朋友Z，他面對的卻是情人的別離。那是我見過最誠懇、誠實的愛情。

已離開愛情狀態的我，在生活中很少被身邊的情人所觸動。也許是離得相對來說近的緣故，我能看見他們之間堅實的部分、脆弱的部分、強硬的部分、軟弱的部分、我能體會的部分、我無從體會的部分。當然，那些脆弱的物事，以及堅實基底上的縫隙，時常才是生命的常態，只是它們只在很偶爾的瞬間與片刻，閃現在他人甚至自己的眼前。我無法不被這些閃現的時刻所觸動，觸動的同時也明白自己的無能為力，因此我往往默默地以凝視作為非常微弱的陪伴，或者簡單地尋問：「你想要一個人嗎？需不需要我幫你叫他過來？」而後迴避地走遠。

即便走遠了，依舊有一些奇妙的什麼留了下來。

比如那天在中橫，我看著搖曳的火光，背後帳篷裡傳出的他們的談話聲，有時像星星穩穩地嵌在空中，有時像細小的雨落在火裡，有時又像木材燃燒時迸發的火苗跳躍而出。

比如另一個那天在二水，我在日式的美麗工寮裡吃著Z煮的關廟麵，配上這趟旅途中沒吃完的玉米罐頭，一面也與十分強悍的蚊子搏鬥，腳上的傷還有些許的疼痛。在昏黃的燈光完全照耀不到的角落，他們就坐在那裡。一旁拴著的二水朋友的狗偶爾朝著他們的方向叫著。我獨自一人沈默地吃麵，因為受不了蚊子而爬到桌上。然後他們走來，Z的臉頰上因為燈光的緣故，就像黃昏的海面一樣。

Z說，他應該會放他自己去搭船。

如果人生中的重要事件發生的瞬間，都在回憶中成為了足以標誌出什麼的永恆的圖景，那我想，人對於那個圖景的情緒時常是想念：在國境之外回身的那種想念、帶著真摯的誠懇的那種想念、有時以為自己忘記了，卻因為一些際遇而發現它始終存在的那種想念。

有人帶著那些圖景直奔向前，也有人因為那些圖景駐足不前。我想，Z是前者。他說，他不希望讓送行時他上船的背影，成為一個標誌點。所以他迴避著明確地看著自己的愛人上船。

即將到來的送行的那一天，想必也會是我走遠了，依舊有一些奇妙的什麼留了下來。

前幾天，我才以吃飯的方式替即將赴美讀書的朋友送行。我與他並不常聯絡，但他確實在我永恆的圖景之中，佔據了一定的位置。吃飯的過程中，我與那些有點生澀的記憶相遇，因此也察覺了自己其實並沒有變的什麼。我在送行之前寫了一封信，卻沒能在當天交給他。我並不知道為什麼，也許是因為我愈來愈相信秘密這一回事，也愈來愈相信存在勝過於擁有這一回事；也或許是因為，我就像Z，選擇不將遞給他信件的瞬間，作為記憶中的永恆圖像。

信件有時並不是無法送達，而是沒能也不願寄出，就像那條小說之中，沒有盡頭的、蜿蜒而漫長的山路。

我在信的最後抄寫了喜愛的詩行。在環島的後幾天，我與朋友騎車來到美濃，我們坐在鍾理和紀念館的門口，用發燙的手機聆聽作家在一場演講中，朗誦他自己為美濃黃蝶祭書寫的詩。這與我抄寫的是同一首詩，我記得聆聽的當下，我允許我自己流淚。

也許是同一天的那個前幾天，我與Z聊到台中鐵路高架化，他提起了保羅奧斯特的〈記憶之書〉。

「突然想到記憶之書：總有一天，他必然會耗盡自己。」

而我說：「可能也因此能創造什麼吧。」

我相信是如此。杜甫的〈終南別業〉中說：「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這是我在大一下學期時，發現自己時隔了一年多，才第一次看懂了電影《鳥人》的最後一顆鏡頭。耗盡自己之人，往往在墜落時在空中飄升。

《碧海藍天》中也有類似的語句，那樣的邏輯來自水中的浮力：「潛水就像在水中滑翔不會墜落。」

鳥人

（寫於20160903）

隨筆與雜記：在記憶宮殿中如同幽靈一般的存在

有時乍看之下輕盈地飄升的事物，由於乘載了意義與時間，經常十分沈重地墜落在人們的肩頭上。由於人們時常以為它們很輕，因此它們的沈重在被意識到的瞬間，便更是生命中的重擔了。

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柏林童年》，我感到他的文字中帶有十分新穎的熟悉，直到那篇名為〈西洋景〉的短文中，一句「地球帶著最美妙、畫面最多姿的經緯線橫穿而過」來到我跟前，我想恍然想起布魯諾·舒茲（他那本《沙漏下的療養院》，我依舊尚未讀完它），隨後又想起了赫拉巴爾。對我來說，他們寫著蒙塵的文字，眼神望向了被塵埃覆蓋的過往與故事，由於塵埃推疊的高度相當於一整個人生，因此所有微小的記憶都如是被珍藏著。在書寫的同時，未臨之物以逝去的姿態顯現。他們承擔著灰塵化成的雨，如此黯淡、細微、輕盈的灰色的雨，其實都是如釋重負的記憶。

以往的我畏懼事物由輕轉重的瞬間，因此未能安然地凝視著輕盈。後來我想，要在世上承擔著生命本身的虛無與苦痛，那由輕轉重時無能承擔的不堪，何嘗又不是生而為人的尊嚴呢？

今天，台北電影節原先邀請來台的法國演員尚皮耶·李奧宣布因為行程等原因，因此無法來台。我無可避免地又想起他飾演的《四百擊》，以及被許多人稱為是「英國版四百擊」的《鷹語男孩》。但我其實並不以為是如此。

自傳性質的《四百擊》有著成人的視線，那是視線來自於導演楚浮自己，只有電影中那直接引用了實際試鏡的畫面，才卸去了成人的視線。與《鷹語男孩》不同，我時常以為楚浮並不拍童年，而是拍回憶童年。

就像班雅明的《柏林童年》，他的「童年」或許就帶有回身與回望的意義。這些回身與回望，牽涉了他身處的當下，他拂去塵埃的手由現在伸向過去。因此，「童年」也與「歷史」有了某種程度相似的意義。而比起班雅明當時的壯年的手，赫曼赫塞或許更是智慧老者的手了。

那些拂去塵埃的創作者，也都無可挽回地在拂塵的同時與顯露的事物告別。將自己化作風，以沒有形體的行跡，穿梭在變形的時間與空間裡。在記憶宮殿中如同幽靈一般的存在。

（寫於20160708）

書信：20160630，給W

W：

近日以來，我發覺幾個月前在耳邊鳴響的聲音消失了，我為此而徬徨，也因此遲遲無法將自己寄託於文字，無法使書寫成為家園。很對不起這麼晚給妳回信，或許在寫信的當下，我仍舊沒有準備好以文字梳理我的生活。

我不常滑臉書，我有時甚至認為，或許是太過於寂寞的人，才需要經由臉書傾吐吧？有時候，臉書是個轉移，它所夾帶的紛雜資訊也是，人們容易陷入這些外在的資訊之中，然而當無法調適自己與這些資訊的距離時，很容易失落了自己的內在。我嚮往自己能真正潛入生活中，如此一來無需臉書，我能踏實地感受時間，並踏實地書寫，或許便是像你說的：「讓別人知道自己的過去，對我而言，那是私人隱晦，也令我費解的。」

縱使我說：「即便我現在埋首於課業之中，也是正在做著死的工作，但它們有一天會活轉起來。」我依舊在這種投入課業的充實狀態後，感到令我手足無措的空虛及無意義感。我發覺傾吐與哭泣能夠幫助我紓解它，但它仍舊持續到今日。我以藉口及人群逃離我的命運，而我決心得要進入那個命運的路途上。

我也漸漸發覺，我正在做著某些決定，而這些決定必須得在不被公開、不被觀看、不被鼓勵的狀態之中，它才能夠持續下去。我得讓內部的聲音，做我唯一的見證。我只為自己所承諾。再一次，我阻止自己書寫我的未來。再一次，我收言語於沈默之中。或許也是因為，我認為任何形式的表達都勢必卸去了一部分的重擔。最近，我又重看了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頭提到尼采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尼采說，永劫回歸是生命的重擔。在永劫回歸的世界裡，萬物都無比沈重，萬物皆無可卸去責任。我的生命是預先消逝的，然而，或許我也能夠透過清晰意識到自我的沈默，使得事物成為可承擔的重擔吧。

恰巧，最近在思考的、在構思的創作，也總是回應到了輕與重、重複中的幸福。差不多在期末考週的前一個星期，我收到朋友的訊息，邀請我為他們拍攝的短片寫角色的獨白。我在期末考前看了影片，與導演來回交換了一些見解，並與他們一同前往拍攝地走走。在那期間，我試著銜接起一學期以來思考的事物核心，這些核心出現在我閱讀的書裡、準備期末時的指定閱讀裡、期末考卷的答題裡、尚未完成的小說裡。

我的國文老師，在倒數第二堂課時送給了我兩本書。我向來都十分喜愛他的課程。我感到自己承受了一些期許，因此也受到了鼓勵。我為自己的暑假所定的目標，便是「求索與在路上」，我必須朝著事物的源頭走去，細數事物之河淘洗的砂。

我7/26會在台中的東海書苑舉辦一次電影讀書會，主題便是關於納粹集中營的「滅頂與生還」。詳細的資訊我近日內會進行臉書上的宣傳，如果你有空的話，也歡迎來看電影、聊聊書與生命。

我是漸漸地相信命運這件事的，命運並非神秘的領域，而是棲身之所，是生活不焦慮、不徬徨的理由，縱使即便尋得自己的命運，要走上它依舊需要十足的勇氣；縱使即便指認了自己的命運，那些憂鬱不知所終的時刻，其實不曾全然消逝。

願你一切都好，今日便先書寫到這兒了。

（我們永遠不可能描寫生命本身的，因此它也不存在書寫的終點，這是不是也是一種「永劫回歸」呢？）

（寫於2016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