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速記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讀了歷史系的緣故，我時常在看電影的時候，感到自己的眼睛覆蓋了一層歷史學的薄暮。我始終相信歷史學的觀看方式，是在進入與抗拒之間，尋求一個支點，而在這個支點上必然產生的張力之中，誕生了對於真實的辯證，同時也是書寫歷史的開始。無論是進入或是抗拒，都因著「歷史的框架性」而來，我們直視過往時代自身的框架，對過去進行適切的理解，而不魯莽地以後世的眼光審視；同時又有另一個我們，在抗拒進入之中，保有我們所身處的時代的框架，因而能夠探詢過往之於現今的意義。

觀看電影的時候，我時常依舊清晰地意識到自己身處的時空。對我來說，進入與抗拒之間的支點時常移動，有時是三分進入、七分抗拒；有時則是八分進入、二分抗拒⋯⋯也有一些時候，我全然地放下清明的意識，就像去年暑假時的第一次野外跳水經驗：那時的我緊緊閉上雙眼，與其說是跳水，不如說是跌下崖壁。我並不知道停留在空中的時間有多久，但在回憶中，那段時間就像橡皮筋被使勁拉長的過程，下一刻冰涼的湖水侵入臉部，我感到喉嚨滑過陌生的感觸，本能地為了克服窒息，我必須在水中找到了合適的姿勢，游向岸邊。有些電影，縱身跳下崖壁之前的猶豫與恐懼特別漫長、沈滯而黏重，卻在跳入冷冽的水中之後，深刻地感到說話的困難。

我曾經想像過一個假設：有一天，我成了國中或高中的老師，或許我有個機會，花幾堂課的時間聊聊「什麼是歷史」（我多麽希望我中學的時候，能夠有這樣的課程，而不是直接進入「史前」與「歷史」的簡化區別）。比起口頭的說明，我想我願意完整地播放亞美尼亞裔導演艾騰·伊格言的電影《A級控訴（Ararat）》，內容講述了亞美尼亞人在二十世紀受到土耳其人迫害的苦難歷史。艾騰伊格言並不直接讓這部電影成為全然的史詩片，而是在電影中安排了導演的角色，由他拍攝一部關於土耳其迫害亞美尼亞的電影。艾騰伊格言藉由劇中劇的形式，在電影中置入了兩個時空，傳達出歷史現今與過去的辯證與對話關係，不僅回應了現今的亞美尼亞海外後裔如何看待自身家園的歷史，同時也呈現了他們當今在世界中的處境，而我們依舊能夠在電影中的導演角色所拍攝的影像裡，看見亞美尼亞的過往。有趣的是，現今的我們本身便在觀看的同時，成為第三個時空。

這幾天展開的台北國際紀錄片影展，有許多我非常喜愛的影片，希望能慢慢地書寫它們留下的靈光、 聲調與氣味。

（寫於20160508）

隨筆與雜記：崇高的秘密

因為台積電青年文學獎專刊的邀稿，我前幾個月得以藉此梳理自己的生活，上個星期，這篇文章（〈黯淡是能燒灼紙張的光亮〉）與其他撰寫者的文章，一同被刊登在聯合報的副刊上。

上個星期的讀書會裡，我與一位朋友從《徬徨少年時》中的內容，聊到了自己的過往。我發覺我仍然在述說自己的過去時，語氣中流露出連我都能察覺的熟習，並能清晰記憶起心境產生轉變的時刻：高一下、高二下、大一的寒假。我無法辨認朋友的語氣是玩笑性質，還是也摻雜著嚴肅的成分，總之他對我說：「你的心智年齡怎麼聽起來像三十歲？」

比起年輕的旺盛、質疑與炙熱，我或許更喜愛年邁時的踏實、緩慢與沈靜（縱使我並不知道年老的本質，好比我其實也從未瘋狂的拋擲青春），如同褚威格的小說裡蒙上的回憶的光暈，圍繞在脆弱卻嘹亮的驕傲周遭；赫曼赫塞的小說裡，那超乎時間的古老面容——他們對於自己所鄙夷的事物，始終懷抱著敬意（對我，或許時常是歉意吧）。

上個星期三，是我第一次看阿比查邦的日子，那是他第二部長片，拍攝於2002年，片名取作《極樂森林》。我驚訝於我當時身體所乘載的時間感受，竟是如此的短促，而電影實際上卻有兩個鐘頭左右。其中有一段，泰國女孩與來自緬甸的非法移民來到一座山林，他們在裡頭進行微笑但沈默的儀式，同時任由慾望緩慢而深沈的生長，在身處慾望之中的同時，思緒偶爾又漂浮到半空中，在那兒聆聽風穿過樹葉縫隙的聲音、鳥族與蟲類鳴叫的頻率、溪水奔馳而過的語言。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同樣在山林面前崇禮沈靜的朋友，想起與他們共處的某個夜晚，我躺在通往山的柏油小徑上，不必凝視著他們，便在當下意識到某種近乎崇高，因而也落寞非常的秘密，同時湧現哭泣的慾望⋯⋯。

赫曼赫塞以德密安的口吻，向辛克萊（也向我）說：「機巧的談論根本沒有價值，一點意義也沒有。這種談論只會讓我們遠離自己。遠離自己是一種罪過。我們必須完全在自身當中爬行，就像一隻烏龜一樣。」所以我愈來愈沈默，擅長一種將自己分離成兩人的技藝，習慣將書寫的文字發出說話的聲音。有一家機車行的老闆，在小小的店鋪裡蹲伏著瘦小的身體，穿在身上的polo衫紮進了工作褲中。他透過抵在鼻樑下方的眼鏡，看著手上的零件在盛著黑色機油的鐵盤上方，被自己另一隻手中的刷子刷亮，不久之後，他會從方形塑膠的容器裡倒出汽油，作為暫時的洗手。我以偷窺的眼神，不時瞥向他臉上的皺紋、頭上斑白的頭髮，他拿起地上染上深淺不一的灰色的布，來回搓揉著雙手，在凝視著電視的時間裡停住了原先的動作。那瞬間好像有雨般的灰塵降落下來，我並不確定，我只想到了赫拉巴爾〈中魔的人們〉裡覆蓋了水泥粉塵的美麗小鎮。

我的確愈來愈不擅長談論、傾倒自己說話的聲音，這使我每每在大學的討論課堂上、在進行課堂要求的史料分析作業或報告上感到不適，甚至憂鬱地失去了食慾。這或許只是不必要的憂愁，能夠藉由麻痺某一部份的自己來適應，然而，我明白我只有在面對文學與電影時才是誠實的，我無法描述那種感受，但我能區別它與其他感受的不同。

前幾天，朋友騎機車載我去買晚餐，她在我坐上後座時對我說：「你把我的馬尾塞進衣服裡，這樣才不會打到你。」不知道為什麼，這是我近來聽過最符合「想念」這個心境的話語。

（寫於20160503）

閱讀心得：黃春明〈莎呦娜啦，再見〉

《 莎呦娜啦，再見》

這篇小說寫於1973年，描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二十多年的台灣知識份子，面對歷史時是否忠於自我的拉扯與矛盾、面對龐大體制時的無能為力與嘲諷、喋喋不休的自我掙扎、以笑容承擔的荒謬感受。這樣的人物，時常令我想起閱讀俄國19世紀（果戈里）與20世紀（杜斯妥也夫斯基）等文學時的人物形象，然而，小說中的黃君相較於俄國文學中的沒落知識份子、多餘人，在自我質疑的痛苦、因民族意識而向外攻伐、並也因此向內砥礪與抱愧等方面，顯得較為和緩與節制，其中亦不乏存在著細膩的寬容與同情，例如在妓院時，黃君對著像他得意獻出印度神油的日本人，感到「他們這些笑容，就像都是靠因度神遊和其他藥物支撐起來的」，他看得見隱含在嬉笑與輕浮之間，衰老的悲哀正時時以生理上的無能（性功能的減弱）提醒著這些日本老人。又例如末段黃君藉由翻譯的話語權，引起日本人的內疚情緒時，適時的節制：「我想也可以了。⋯⋯不用我再深究，只要我這麼一提醒，凡是有點人性，有點良心的人，就夠他們受的了。」

【自我疏離感】

其中，黃君的自我疏離感在黃春明的筆下有深刻的描繪：「要不是我有小丑那一套內外融而不為一的功夫，我相信我承受不了這種交戰的痛苦。」自我疏離造成的分裂感受，以及因著分裂感受而來的距離，使得黃君身處其中，亦能夠保有一定程度的清醒，宛若有另一個他，不動聲色、沈默無聲地凝視著不誠實的自己。然而，有時這份清醒「使我（黃君）不敢向對自己。越不敢面對自己，又逃脫不掉，所以內心裡面的焦灼，痛苦得叫我猛跳起來。」正是這樣必須藉由疏離保有清醒，亦受清醒折磨的心境，令他感到自己活像是一位孤獨的長跑者，「一路受身體和精神的折磨，慢慢地，終於跑到泥醉與空白的終點。」

【旁觀的在場與缺席】

黃君與日本人之間的交談，在有意識、無意識的互相羞辱之中，產生了張力與趣味，趣味中深藏的其實是黃君的悵惘與悲哀。「翻譯者」的角色在其中更顯得無法忽略，黃君在妓院中，漸漸陷入翻譯時的背叛與創造樂趣之中，他藉由翻譯掌握了說話的權力，宛若操縱著木偶的偶戲師（這令我想起一部電影《變腦》），從中感受著控制的快感，並藉此展露對日本人民族主義式的羞辱（如同他自己所說：「民族意識的覺醒。」）。然而，這樣的羞辱是不是有效的？抑或只是黃君自我抒發的一時快意？

當日本人初抵妓院時，黃君以農村社會中看守交媾中的豬隻的孤獨老人自比，並認為自己不如這些能夠在觀看交媾過程時獲得欣慰與愉悅老人（「如果說牽豬哥能賺到高興，我這樣又賺到什麼？」）。黃君亦是性愛場合中的旁觀者，猶如他翻譯者的角色，呈現既缺席、亦在場的雙重特質（自我疏離感亦有類似的作用），黃君在性愛場合中的旁觀感到屈辱、異國情趣等複雜情緒的混雜，而在翻譯角色中的旁觀，則讓他獲致了掌握話語的權力，卻也存在著此種權力是否有效的無力之感。在末段與台大學生的交談中，經過翻譯的話語真正在日人與台灣學生上產生了作用，這樣的無力之感才得以解消。

【民族主義詮釋的極限與辯證】

小說中充斥著民族主義的詞彙、意識形態的語言（諸如「抗戰」、「侵華戰爭」等），民族主義更成為了堅實的基底。當我閱讀到中段的部分，黃春明對於人性的體察令我感到無以名之的敬佩，對我來說，這篇小說描寫著信奉民族主義知識份子的心境與處境，亦描寫當時並未與西方國家與時並進，進行對民族主義的反思的台灣社會，即便如此，黃春明依舊透過書寫，述說出許多民族主義的詮釋方式遭遇困境的時刻。

其中一個例子是這樣的：當黃君在車內與來訪的日本人聊起特拉維夫恐懼症時，表面上，黃君並不直接批判這些日本人作為「純粹的人」的存在，而利用了民族內部自我構建的聯繫（想像的共同體），使對方受內疚而坐立不安。而日本人的回應中，亦摻雜了世代間的誤解與隔離（「日本今天的年輕人，也實在太無法無天了。」），以及中年甚至於老年男子對於過往的追憶，這些實質上超出了民族主義詮釋界線的情感，又在黃君內心的話語中，轉變為民族主義的註腳（「老一輩的日本人，也不見得比年輕一代的日本人高明多少，侵華的血腥，在歷史上是永遠洗不清的。」）。

而在黃君目睹日本人站在路旁小便的情景，他內心以某種心靈與精神上的高度（其中不乏存在著「中國人」的道德觀念），翻轉了自身民族在政治上的弱勢，而這樣鄙夷日人的心境，同樣是以民族主義為基底。

在妓院的橋段中，黃君對於妓女因外表條件、成長環境等因素而深植的自卑，有著細膩而敏銳的體察，這些體察甚至超出了民族主義詮釋的極限。黃春明描寫黃君面對日人要求早點召妓的掙扎：「我突然意識到，我不能避免直接了當地說要小姐現在馬上去跟日本人睡覺。⋯⋯（剛才的行徑）反而有一點民族意識的覺醒，像是為同胞效勞的錯覺。⋯⋯現在不是。現在面對阿秀，一下子叫自己妾身而清楚地知道，即將開口的話，就是道道地地的拉皮條。」而他對於阿珍的細膩歉疚、目睹日人紀錄召妓經驗的小冊子時的厭惡，皆回歸到了對於人本身的同情，而無所謂民族的分野。

【戰爭】

承接上段「自我疏離感」的部分，經由疏離而獲得醒覺，亦表現在末段日本人述說戰爭經驗的時刻。他們經由紀錄片，才意識到日本在戰爭中的行徑。他們或多或少也說出了戰爭的真實：「一場戰爭，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可以引起的。」即便如此，傷害的產生與痊癒的不可能仍是赤裸的真實，這似乎引向了一個關於「寬恕」的問題：由體制（而非個人）造就的苦難，有沒有寬恕的可能？體制是否能夠成為寬恕的主體？在尋求真相的過程之中，個人是不是成為了體制的代罪者？

日本經歷過戰爭的一代人，在戰後即時享樂的處世態度，或許是一種解消、一種轉化過後的承擔：自己的餘生，都必須活在自我譴責之中。而這樣的譴責與罪咎，在黃君藉由翻譯操控的話語中被揭露出來，成為難以直視的真實。

我尤其喜愛末段台大學生與日本人揮別的場景，那是他們僅存、唯一直接以對方的語言，向對方傾倒話語的時刻。黃春明將民族主義式的互相攻伐、民族主義的侷限、寬恕的可能與不可能停在這樣一個散發出模糊光暈的瞬間之前，在語言的界限消除的時刻裡，他們超越了一切難以抹除的邊界，傳遞了互視、會意、理解的眼神。揮別是不是真正的揮別？這樣的過往會不會留在他們的記憶之中？年輕的生命正要啟程，衰老的生命亦在過往與現今的拉扯之中，努力尋求著原諒的出口。或許便讓小說停在這樣一個永恆的鏡頭，在小說之外，生命依舊宛若行進的列車，而歷史的傷痕、體制造就的苦難亦在火車的震動與聲響中，持續地探向模糊的彼方。

（寫於20160426 10:00）

參訪筆記：景美人權園區

上星期六的早晨，我搭乘公車來到位於新店的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在等待其他同學陸續到齊的時間內，我看見一位體型稍大的中年男子，正使力拉動一台機器的馬達，馬達聲在耳邊響起，他蹲下身子，揹起那台機器，朝著園區內的植物噴灑。我向櫃檯處的一位老先生打了招呼，他帶著細框的眼鏡，頭髮些微斑白，然而卻仍透露著年輕的氣息。

在導覽開始之前，我們先觀看了一隻影片。而我則始終在想著這樣的問題：現代的年輕創作者，究竟寫不寫得出政治受難者與其家屬的故事？能不能如同當時代身處其中的作家們，寫出那般哀愁、憂傷、入骨的故事？亦或是只能書寫出延續下來的自我譴責，以及當代人們的空虛與寂寞？我在導覽期間，聆聽著導覽員的聲音透過耳機直接摩擦耳膜，那聲音所傳述的內容令我顫慄，我甚至想，如果是小說便好了。如此一來，我就能無所顧忌地躍入其中，任其沖刷、侵蝕、再塑，然而這並不是小說，而是現實。這些現實穿透時間累積的灰塵，一股荒謬的飄升感在我身體中旋轉，久久不曾降落。我想起去年九月，我跟著一位藝術家翻越潮濕的廢墟牆壁，進到位於新店的安康招待所廢墟建築中，我首次身處在真正的廢墟裡，埋藏在隙縫中的歷史成為沈重、無聲卻扭曲的畫像，我必須緊緊抓住我的意志，避免自己進入想像政治犯當初情境的狀態裡，以維持自己身處廢墟中的清醒與氣力。我也想起，前不久我聆聽輔大教授沈清楷的演講，他提及一位曾待過綠島的政治犯說了一個故事，故事裡的台大學生在綠島監獄中，以為自己成了一隻鳥。他模仿著鳥拍翅飛翔的姿勢，說：「我要飛回台灣，找我的家人。」

國家人權籌備處轄下的景美人權園區，前身是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景美看守所（為一新式監獄），在1968年看守所由青島東路三號遷至此處之前，則是1957年成立的軍法學校（今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因此在我們參訪的過程中，亦能見到一些學校遺留下的建築痕跡。

【第五法庭】

這個法庭位於軍事法庭進門後的左手邊，是軍法處看守所遷移至此後，最早開始運作的法庭，然而，雖然名之為「法庭」，當初實為辦公用途的空間，並非真正的法庭。期間，導覽員拋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平民要接受軍法審判（1949年5月24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懲治叛亂條例》，該條例第十條規定一律由軍法審判。而《戒嚴法》第八條中，亦規定戒嚴時期若觸犯刑法中內亂、外患、妨害秩序、公共危險、殺人、搶奪、強盜等罪，交由軍法審判。）？軍法審判的泛濫是不是意味著執政的政府實為軍政府？導覽員接著說，白色恐怖期間毫無程序正義可言，許多人並沒有收到起訴書，甚至完全沒有接受法官審判，便在監獄中收到了判決書。

【第四法庭】

第四法庭是實質上的審判空間。面向審判臺，中間三位是審判長，右側一位是書記官，左側一位則是軍事檢察官，辯護人（律師）位於軍事檢察官前的台下。這是個弔詭的審檢不分體系，並施展在空間的配置上：檢察官為何坐在審判臺上，而不是與辯護人一同位於台下？而事實上，當時的判決甚至並不由法官決定最後的判決結果，而是要將判決書上傳到中央，由蔣中正批字。此制度稱為「核覆制度」，現存檔案中，許多判決書的末尾時常有毛筆的批示，便是核覆制度下的產物。這樣的制度無疑破壞了民主社會中司法權獨立的原則。導覽員特別提及了在第四法庭中曾經審理的案件：美新處花旗銀行爆炸案。其中被迫繳交偽自白書的犯人即便有幸不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依舊在日後被以「因為我們在你身上花太多時間了」為由，進一步被判刑。直至江國慶案，自白書的使用正當性與合法性才使受重視。

【第一法庭】

此法庭於1977年建立，走入這個空間，便能看見兩面垂下的青天白日旗，以及位於正中央的蔣中正像。這個法庭曾審理過美麗島事件、余登發父子案等等。審判臺上有五位審判長，其原因為當時美麗島事件被告之一的黃信介，身份為立法委員，即便立委在任期內有免責權，當時仍經由全體立委的投票表決，同意讓警察進入立法院逮補黃信介。美麗島大審八位叛亂罪被告（亦有許多非以此罪名的被告）中，不乏有我們現今所熟知的面孔，其中，林弘宣則較為陌生。導覽員解釋道，這是由於林弘宣在大審後，並未步入政壇的緣故。由於發生於1980年3月18日的美麗島軍法大審，是較為後期的案件，在國際關注與媒體施壓之下得以透過公開審判的形式進行審判，因此這八位被告並不至於被判死刑。

【軍法處模型展示】

東所是由日本陸軍倉庫改建，主要關押政治犯，大間的牢房為六坪，在這樣的空間中往往能夠關押三十人以上，小間的牢房則是兩坪，關押人數則是二十至三十人。而根據政治受難者蔡昆霖的回憶，新進監獄者往往要睡在最靠近馬桶的地方；西所則主要羈押軍事犯，政治犯亦會移監至此；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原為日本時代的淨土真宗東本願寺，現為西門町的武昌誠品。

離開了模型的展示間，我們來到戶外（導覽員說，我們所走的路線，是隨著當初政治受難者的腳步）。警衛室、律師接見室、醫務室的前方走廊上，靠牆處有兩副放在綠色木盒中的腳鐐，呈現鐵鏽時過後的咖啡色調，拿起時則有冰涼、粗糙、沈重的冷肅之感。導覽員說，當初每天的凌晨四、五點，政治受難者總會聽見大鐵門拉開的聲音，以及點名開庭後，腳鍊拖在地上的入骨聲響，很多時候，登記資料時所處的警衛室，成為了政治受難者人生中最後的一站。他們被送往馬場町刑場，那兒有個壟起的土丘，是由用來覆蓋血跡的土壤堆積而成的。

當國際社會在六零年代關注到政治犯的議題時，國民政府對外宣稱台灣並沒有政治犯，國際因此無法將援手申入台灣，直至陳中統醫師在醫務室執勤期間，偷偷搜集病人資料，並送至國外，台灣的政治犯議題才因此浮上國際檯面，並因此影響了日後的美麗島大審。

【福利社與接見處】

每個星期四，政治受難者能夠來到福利社，並接見家屬。接見處的窗口掛著一張藍色的字牌，上頭寫著：「莫談案情，請輕聲細語，限時間十分鐘。」桌上分別在窗前與窗後有一台對講機，接見時便由話筒向對方談話。導覽員說，由於官方必須監控談話的內容，因此規定談話一定要使用國語（必要時，官方人員甚至能夠切斷對講機），然而，並非所有人在經歷日本殖民時期之後，能夠迅速地熟習國語的使用，當時便有許多不會以國語溝通的政治犯與其家屬，呆坐在玻璃的兩端，凝視著對方的臉孔淌下眼淚，吐露不出隻字片語。而福利社是政治受難者能夠購買日常用品的處所，然而，帳戶是由所方管控。

通往牢房的走廊上，有一漆成青色的鐵門，在大門底部又有一小門。小門的用意在於，所方擔心當所方人員以大門進出時，會有政治犯趁機逃出，因此另設立了一個小門。牢房與走廊的隔牆上有兩個孔：上方為監視孔、下方則為送飯孔。

【放封區】

外役區的管制較為寬鬆，多為擁有特殊專長者、案情較為單純者才能夠來到外役監獄。放封的公用便在於維持犯人一定程度的身體與心靈健康，若非如此，若有犯人因為身心疾病被送往外界就醫，難免有逃生的可能。在放封時，犯人仍需要排成兩排，繞著空地的邊緣不斷行走，並且不被允許任何交談。導覽員說，許多政治受難者會將字寫在早上吃剩的花生殼上，在放封時將花生殼丟在地面，以此作為溝通的方式，若被所方發現便立即踩碎，如此一來，亦不會留下任何證據。

之後，我們又陸續經過了洗衣工廠、圖書室、外役餐廳，其中圖書室的藏書裏，即便有馬克斯主義的書籍，其內容仍是以批判馬克思主義為主要角度。外役餐廳同時也是上課、聽講、表演的場所，前方的台上有一台電視機，然而通常播放的節目與政治無關，亦不播放新聞。外役餐廳後方掛著泛黃的舊報紙，上頭有著齊整的破口，明顯是人為剪下的，這便是「洞洞報」，當時所方會將不願讓犯人閱讀的資訊剪下，因此政治受難者能夠接收的資訊十分稀少。

【陳中統醫師對談】

在與陳中統醫師的對談中，他提及政治受難者如何在政府的手段中，全然地喪失了自身的尊嚴，並逐漸任由恐懼吞噬自己的心靈。在健保（1985）尚未建立的當時（1969），看醫生成為人際之間的連結，有著醫生專長，並因此能夠在醫務室執勤的陳中統，便以此為基礎，將病人資料送至了英國的國際特赦組織。面對同學「為什麼有送出名單的勇氣」的提問，他說，「人最怕活得不好過，當時活著跟死沒什麼兩樣，覺得生命沒有意義，名單如果送出去一定有幫助，對於國民政府也一定有害，那我為什麼不做？」

而看守所中共同利益的結合，也化解了陳中統的危機。由於名單流進國際一事，長官亦會成為懲罰的對象，因此若在開庭時雙方事先擬定了傷害較小的版本，便能達成利益上的互利。

陳中統亦談及了補償應正名為「賠償」、台灣普遍講究人情此一現象與轉型正義過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等，這或多或少皆牽涉了「寬恕是否有可能」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是否普遍能夠存在於全世界各地？抑或是存在著地域性、文化上的差異？是否存在著「台灣式轉型正義」？(在德希達的語境中，寬恕往往必須回溯到基督宗教信仰中的歷史考察去理解，因此也植入了基督宗教的普世意味。或許可以重翻一次德希達的訪談，裡頭關於非洲真和會轉型正義的探討很有趣。)

我先前聽過一場以哲學角度切入轉型正義的演講，講者這麼闡述他的觀點：當我們談論轉型正義時，要盡可能排除道德性的修辭，並且亦不可輕易代言、保證「寬恕」，因為寬恕是加害與受害者（或家屬）之間的個體性問題。制度所遺留下來的惡，會利用人性中的貪婪與惡意，讓未來的人們也成為共犯結構的一環。我們要排除道德化的情感，承認「轉型正義有其做不到的事情」，但也有做得到的事情，例如真相與真相的教育化，提供一個「歷史認知」給社會大眾，亦即憲法中的「知的權利」。

我時常仍會想起此次參訪景美人權園區時，記憶最為深沈、難以承擔的一個訊息。那是在活動結束之後，我觀看了展覽「幌馬車之歌」，裡頭所播放的影片中，提到了當時政治受難者在獄中所玩的模仿遊戲。他們一次次地模擬槍決的景象，進行一場又一場槍決演習。在他們的憂傷的笑語之中，充滿著荒謬、堅毅與某種程度的瘋狂，瘋狂中其實是異常的清明。扮演死刑犯的人對著扮演槍決者的人說：「這個姿勢倒下去好不好看？」扮演槍決者的人則回應他：「你再過去一點吧。」他們透過虛構，擔負起無從承擔的真實——沒有多久，他們便會面臨真正的死亡，那會是在清晨四、五點的時刻，鐵門拉起的聲響成為他們的耳鳴，腳踝上二十多公斤的鐵鍊拖出沈重、直達心底的聲音。

（寫於20160425 03:40）

隨筆與雜記：節制的溫柔

今日早晨，竹東間歇飄著細雨，我沿著田邊的柏油路，緩慢地走著下坡路，搭著幾乎沒有空位的公車離開竹東，而今回到台北，心境比我原先預料的更加沈鬱。我不再（也不願）說著大學令我痛苦的話語，然而，我也始終承認：我從未在大學的課程中，感到自己踏實地在生活。我想念那些遠離大學課堂，才能見到的落寞而堅毅的眼神，其中流淌出節制的溫柔，以及真正腳踏實地生活的氣息——有時是泥土濕潤而帶有砂質的觸感，有時，則是積累了許久，而洗不去的黑色機油色澤。好幾個禮拜前，我看見豐原的一家工廠，鐵皮上貼滿了老闆抽過而未丟棄的菸盒；同一天，我走進東勢中科的一家汽車廢棄場，端詳一輛輛車窗碎裂的汽車⋯⋯我感覺到它們正無聲地在我耳邊說話，而我願能夠擁有深思、慈悲、古老而同情的眼神，同樣無聲地凝視著它們。

我愈來愈能夠坦然地接受這件事：我無法過著繁忙的生活，我也勢必是不可能信任「大學生的活動」。我花大部分的時間，以緩慢的速度閱讀課外的書籍、觀看常被認為是娛樂的電影、藉由移動本身稍稍治癒在台北的喧囂下造成的耳鳴，或者，盯著電腦螢幕，好好地面對自己的創作，任由時間流逝，即便好幾個小時以來，僅書寫了不到百字。我無法對於修課中的知識產生一定程度的熱情，我並不知道是不是我已將它視為是「課內」的緣故。

今日，我來到淡水雲門劇場觀看蔡明亮導演、李康生演出、高俊宏作畫的「玄奘」，我有時會閉起眼睛，迷路在細微的聲響裡：炭筆斷裂的聲音、炭筆在紙張上作畫的聲音、軟橡皮擦過紙面，所發出的沈重而光亮的聲音⋯⋯。高俊宏在紙上緩然而熟習地畫著一隻隻聯繫在一起的蜘蛛，有時，用手掌輕輕地將附著在紙上的碳筆粉末抹去；他漸漸地將畫面覆蓋上一層 薄薄的墨色，又用更濃厚的力道，繪出稜角分明的樹木。樹幹從李康生的頭上長了出來，一彎月亮沈入了樹的底部。我無力描述炭筆塗抹過紙面的細微紋路，同時也無力詮釋紙張受到外力而發出的聲響，斷去的炭筆靜止在紙面上，成為了持敬的立石。

我無數次地想起了深夜的海洋、乾燥的樹葉破裂的瞬間、千年佛像的面容、破碎的水泥地板、黑夜中在路燈淡薄的照射下，嚴肅而沈靜的樹木，以及古老星球的表面。天黯淡下來，地板傳出了厚實的敲打聲響，高俊宏蹲在地面上，用炭筆規律地敲著紙張，揉過又再度攤開的紙張，在燈光的調控之下，活像是雕刻過後的木材表面。於是，在沈穩的敲打聲中，一切繪畫的添加或許都轉變為雕刻的削去，就如蔡明亮說：「我要淬煉到最為純粹的事物，而那樣的過程，其實是複雜的。」

在座談裡頭，回到台北所承受的喧擾，似乎藉由聆聽獲致了另類的出口。高俊宏說，他有過一次奇特的經歷，因而令他相信自己與這齣戲有深沈的連結。那個經歷是這樣的：他為了書寫一樣事物，而走入了深山，那時已經是夜晚，雨降落下來，他在黑暗與霧中迷路了一個多小時。他開始唸起了這齣戲中小康所唸誦的心經，一次又一次地唸著，霧竟奇蹟一般地散去，他甚至看見了遠處的燈光。他在之後上網查了google map，發現自己當時正緩慢地穿越一座山的山頭。「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越過山頭，你慢慢地走，總是會走過去。」他的聲音和緩而平靜，就像褚威格小說裡「沈重而光亮的鑰匙」。

四月初，我在北師美術館看了蔡明亮的展覽「無無眠」，並寫下一句話：只要凝視得夠久，人便會變得溫柔。我想起蔡明亮說：「好好生活，寶貝時間。創作就是生活。」想起他一心一念的會意眼神（他這麼對一位觀眾說：「我想得到的，你也想得到。不要求真。」），同樣堅毅、溫柔而節制。

（寫於20160425 01:00）

書信：20160421，給W

W：

說到記憶，我總會想起一位亞美尼亞裔的導演（年幼時從埃及搬到了加拿大）艾騰伊格言，我喜愛他講述亞美尼亞人與土耳其人的歷史電影《A級控訴(Ararat)》，在裡頭，我發現了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歷史敘述方式，我甚至因為如此，更加喜愛歷史學觀看世界的眼睛。

近日以來，我發覺我無法順暢而自然地寫出文字，孤寂與索然無味在我身體裡旋轉上升，我試圖與它對峙，卻沒有什麼結果。似乎不存在一種能讓生命中的孤寂消失的方法，我總得裝備好自己，在那孤寂的浪潮來襲時，不致於讓自己全身濕透。好幾個月以來，我依舊面對著我尚未完成的小說，消耗了或多或少的心神。我時常不願打開筆電，即便那篇小說始終掛在頁面上，等待著我不知道第幾次地翻閱與修改，或者，我好不容易下定了決心，將自己的眼神牢牢地盯住上頭的文字，好幾個小時下來，我仍寫不到上百字，有時，我會將先前的文字刪去，果決之中，摻雜著緊緊閉眼時的恐懼、快慰與不知所以的期待。我漸漸明白創作的狀態，或許呈現這樣的面貌：一旦踏了進去，除了好好地面對它，什麼事也做不了。枯燥、腦內一片空白、焦慮與恐慌。片段的思緒組成強勁的洪流，在我眼前瞬息而過。角色超出了我的控制，我差點掉進他們的眼睛裡。

自從上學期的學期末，我便不再騎我那台八百元買來的二手腳踏車。我始終走路，必要時，便花五元騎著ubike。走路時，我能以緩慢的速度，看著路旁的植物，有時也看向天空，或者偷偷地看著走過的人們。我有一段時間，沈浸在騎腳踏車的身體感裡，我喜愛踩下踏板時的踏實、騎著上坡路的專注，與那時內心不自覺描繪出的下坡圖景。那感受或許很像是登山的過程，一位全人的老師曾跟我說，他喜愛登山時的感受，因為你知道當你緊貼著岩壁，你只能一路往上爬，不能夠回頭。那是勇氣的來源，登上山頂的時候，體內的滿足感甚至令人淌下眼淚。

登山、長途的騎車、緩慢而持續的行走（宛若穿著紅色袈裟的李康生），我在這樣的經驗中發覺同樣的事物：放下喧囂塵上的質疑，全神貫注地凝視裸露的山壁、前途的公路景色、周遭飄落的樹葉。太多時候，我們質疑所有的事物，卻因此失去了生活的能力、忽略了潛藏在生活中的詩意。我喜愛你寫下的片段思緒，真實總是呈現零散的面貌，人總需要有某些時刻，成為迷失在熟悉城市中的陌生人。

昨天，我終於進了電影院看《新天堂樂園》修復版的上映。我記得裡頭突然降下的大雨，男孩在雨中，好似因此能夠放鬆地活著。在眾人躲避雨珠的同時，佇立在雨裡，自我無限寬廣。我有時渴望在雨中毫無束縛的自由，勝過乾涸而緊閉的嘴唇。有時，我則渴望看著在陽光下跳著舞步的樹影，勝過尋回一把丟失數日的雨傘。

關於轉學，恐懼是必然的。你比我勇敢，我在高中時也渴望轉學，然而，我始終不曾對家裡提過。如果能夠的話，那就轉學吧，我太晚才認識到另一種活在世界上的方式，你可以更早在那樣的方式裡頭，溫柔地凝視自己。我今日便會幫你聯絡其中一位老師，有消息我會再聯絡你。

願你一切安好。

苡珊

隨筆與雜記：記憶：一再吹起的風聲

最近幾日，進入電影院內看電影時，我總是因為聽見一首熟習的音樂，而近乎欣慰地迎來一陣的鼻酸。那是《新天堂樂園（Cinema Paradiso）》25週年的修復版預告，比起我所有的生命長度，還要久遠的電影，而我直到十七歲時才與它相遇。

至今，我聽著Ennio Morricone所作的曲目，內心飄落積聚許久的陳舊塵埃，我藉由音樂與影像望向了我的過往，那是個漫長的冬日，我穿著材質粗糙的制服上衣，下身勢必是換上了體育長褲，在台中二中附近的一個藝術空間，以抱膝的姿勢、躺坐在沙發上的姿勢、端著一百元炒飯的姿勢⋯⋯我著實是忘記了——抬頭望向投影機的光線投往的方向。暗室裡，我看見投影機發散出去的光束，在光束裡，有細微的塵埃正緩慢地漂浮，好像投影出的電影影響有了引力，將無從抗拒的塵埃吸引至電影的無邊世界裡。

我並沒有將這部電影看完，那時的我依舊被返家的時刻追趕，將這個藝術空間通往公車站牌、公車站牌通往台中火車站、台中火車站通往豐原太平洋百貨的各個距離，當作是我屏息、感受深沈心跳的操場，每每望向分針前進的刻度，在跑步時聽風的聲音。風將方才觀看的電影內容，直直地壓在我的心頭上，我忘不了那位男孩述說的故事：在第九十九天，愛慕著女孩，並終於能夠在那天聽見女孩答覆的男孩，卻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那時的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為了渴求的事物，捱過了許多歲月，在置身其中時片刻吐露那樣的話語：「等我熬過來了，我一定要去做那樣的事。」⋯⋯。我處在被壓制的不自由之中，回想起來，卻是最為光亮的時光，因為那樣的痛苦透過對壓制對象的反抗，得以抒發與自證我的存在，當我真正好似脫離了壓制的時刻，向我湧上的，名為自由浪頭幾乎將我淹沒，我不必再反抗了，但我的存在也因此飄若殘燭。

我勢必也頭也不回地背向了某些我所嚮往的事物，那樣的抗拒來自於恐懼：恐懼希望的一切終究並不美好、恐懼自己終將被拒絕、恐懼「這就是我當初渴望的未來嗎？」⋯⋯於是我寧願將時光的雕刻，停滯在看見真相之前的時刻，那是最美、也最虛幻的、未完成的塑像。

「終將會熬過去的。」我對過去的自己說。現在的我懂得無望的希望，懂得沒有希望、亦沒有絕望地活著，因此能踏實地去做我應該做的事，平靜而黯淡地感受生命中的喜悅與哀愁、詩意與沈默的回聲，並以緩慢的字句，寫下我的生命、我的時代。

我從未完整地看完《新天堂樂園》，我仍記得那天夜晚，我在房間的被窩裡，無聲地哭著看完了《海上鋼琴師》，並被他宛若完人般的存在深深顫動。他在限制中得到了自由，他是個很少的人，卻比我們都富足⋯⋯。今天是《新天堂樂園》修復版上映的第一天，我因為課程的緣故，無法在今日前去觀影，我渴望擁有一個平淡而寧靜的早晨或下午，單獨去看這部電影——只帶我自己、一支筆、一本日記。

（寫於2016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