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0日 星期日

書信:20160330,給W

W:


看著你的信,我發現有許多我切身經歷的過往,竟這樣自然而然地遺失在時間裡了。現在的我其實難以想像高二時的自己,如何能夠把握著熱忱,即使在對於社會感到無力的同時,依舊踏實地堅持著自己的信念,並試圖透國行動去實踐它。我遺忘了我在社課上提出的問題、遺忘了我在刊物中所寫的文字⋯⋯但我記得我訂的寒假作業,那時繳交上來的相片與文字,雖然已經不復記憶,而我似乎記得當時顫動的情緒。


好謝謝你告訴我,你眼中的我是什麼樣貌。對我來說,你一直是個非常特別的人,每次在社課上的討論發言,你的話語總會讓我感受到你的早熟與聰慧,我無法將你看待為國中生,我總是回想起自己的國中時代,那時的我憂心於成績、焦慮於藉由成績界定的未來,面對社會上真實發生著的苦難或衝突,我是全然地無知。我總愛說,我看見社會真實的時候感受到的衝擊與被欺敢太過強烈,導致了我之所以如此幾近將全身投入社會議題中那樣的氣力,至今,我仍然覺得那段時光是這樣不可思議,或許那時的我如果看見現在的我,也會有相同的感受吧。會不會譴責現在的我呢?


那時的我,有社會學的眼睛。而現在的我,是篤定地選擇了文學與藝術。我尚在找尋調和兩者的方法,這會不會是我之所以選擇歷史系就讀的原因呢?我無法確定。我渴望擁有一種脆弱,那樣的脆弱並不會成為暴力的源頭,而是讓我看見自己的極限,在指認界線的同時,拾回堅強的柔軟;我渴望擁有一種無知,那樣的無知並不會導致對於他人傲慢的侵犯,而是使我謙卑為懷,在廣大無邊的未知跟前,踏著安穩篤定的步伐;我渴望擁有一種沈默,那樣的沈默並不會使我的眼睛在面對他人的苦難時閉上,而是像我的內在旋轉的承擔,以深沈的耐性、固執與勇氣,讓事物埋藏在心底,等待它蘊釀成熟,成為「值得言說的內容」;我渴望擁有一種黯淡,那樣的黯淡,是能燒灼紙張的光亮與快樂。


這是我承擔的方式。


你說你聽懂風在說什麼,我想,這是很美的描述。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村上春樹的小說《海邊的卡夫卡》?裡頭的烏鴉便對男孩說:「聽風的聲音。」這本書曾伴我度過了高三。有兩部電影《美國心玫瑰情》與《生命之詩》,也在我讀過你的這行字時,浮出我的腦海。


謝謝你寫給我的文字,不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如何?我希望我總是能保有清明的覺知,與真誠的靈魂,也希望你如此。


願你一切安好。




2016年4月9日 星期六

電影讀書會速記:對於現在的懷舊情緒,之二——「孤獨及其所創造的」


談起《記憶之書》,我總是不能不談及褚威格的中短篇小說〈行向昨日的旅程〉。褚威格於1942年與妻子一同在巴西自殺前,這篇小說從未問世,直至多年以後,一位編輯才在出版社中發現了這份手稿。這篇小說於2008年將其編輯成書,以法文版首度發表,而後陸續翻譯成各國語言,並於2012年出版繁體中文版。


在這篇小說的結尾,褚威格以詩一般的語言,揭示了記憶與當下。由於無法將整段綿密而優美的文字拆解、節錄,姑且在這裡引用較多的篇幅:


「一旦在心中唸出了這詩句,他同時也明瞭了其中含意,握住了沈重而閃亮的鑰匙,深井裡昏昧的泉水變得清澈明晰,曾有過的種種心思都匯聚成一個如此明確的記憶:影子平躺在道路上。是的,那些曾碰觸的陰影被她讀詩的聲音喚醒,但不僅於此。他渾身哆嗦,有了頓悟,發現這些詩句駭人的意義——預言。他們不就像是尋找過去的兩個魅影,對著不復存在的往昔發出悄然無聲的探詢?幽影,幽影,想活過來卻再也力不從心的幽影。她和他都不再是昔日的人了,枉然相偕而逃卻又動彈不得,無可依靠而失去力量,難道不像是攤在他們面前的兩個影子?


他必定豪不自覺地驚跳一下,因為她側過身來問他:『路德維希,你怎麼了?在想什麼?』


但他迴避問題。『沒什麼!沒什麼!』他只是沈入內心最深處,回到從前,回到那聲音。那在追憶中已經預示未來的聲音,是否還願意再對他說話,以過去揭示當下?」


這不也是「記憶之書」?前幾天,我看了塔可夫司基的《潛行者》,那是一部緩慢而沈重的電影,摻雜著宗教式的虔敬,以及虔敬之下人的原初恐懼。至今,我有時依舊清晰地想起裡頭的一句台詞:「當人們開始回憶,他會是善良的。」



電影讀書會三月份「孤獨及其所創造的」已經結束,在最後一次的聚會中,延續上篇尚未記錄下的部分,約莫可分為兩大主題:



【第一部分:各學科如何觀看世界?在談論死刑與受害者時,有著什麼樣的侷限與「另類的出口」?】


我談著讀書會的幾天之前,在為蔡明亮宣傳「無無眠特展」後的下午,與朋友聊到了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差別。那位社會系的朋友E說,她修習了文化人類學的課程,感受到極為深沈的衝擊,那個衝擊或許與相對主義有著密切的關連。


哲學談論了許多形而上的概念,如「自由意志」的存在與否,而社會學,會不會也討論自由意志的問題(或者前提)?在我的理解中,社會學的基本假設便是「所有人都是社會中的人」,社會學家嘗試透過許多統計、科學方法、田野觀察,試圖為社會中的現象作出結構性的歸因,因此,人的行為背後存在著龐大的社會結構驅使,並非一句「他有自由意志」便能解釋任何作為。而當社會學與人類學一同併語,「相對主義的凝視」在這之中亦成為了主要的區別之一。人類學強調跳脫人類學家自身生長的社會脈絡,進入另一族群的地方脈絡之中,理解當地人們的行為,在他們自身的語境之中,呈現什麼樣的樣貌;同時,人類學也對於「批判與判斷」、「幫助或譴責」等針對當地人們所做的價值判准,有相當嚴苛的禁止,人類學注重保留當地人們的能動性,意即:他們在他們自身的社會處境中,是具有能動性能夠讓他們自身進行選擇的(選擇亦包含了反抗)。


朋友E對於人類學的衝擊,便來自於這裏。她提起了前幾年的巴黎查理周報事件,並說明了為何自己反對相對主義(然而經過人類學的課堂,她已有所搖擺):相對主義讓她無所適從,如果以相對主義來看待事物,是不是所有以「尊重」為名的話語,都成了不深入探究問題根源的藉口?而那「保留其能動性」的假設,是不是其實也牽涉了人類學家自身的社會經驗在其中,因而認為「當地人不需外人的介入,也是有能力反抗的」?


E也問了我歷史學主要觀看世界的方式,我當下並沒有說出什麼令自己感到踏實地回答,直到我們分開之後,我才突然想到了人類學與歷史學可能存在的差異,並傳了訊息給E。姑且複製在這兒——


相近之處:皆試圖跳脫自身所處的地域與時間的框架,理解其他地域與過去的人們受到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習染,進而脈絡化地理解他們的道德選擇與行為。


不同之處:

一、
歷史學同樣注重「抗拒」,並在抗拒與進入(神入)之間產生張力,在這樣的力道中產生歷史真實的辯證過程。人類學是否亦注重「抗拒」?還是只專注著重於「進入」,要求破解「所有」因著自己的社會經驗而成的觀看方式?

二、歷史學中的神入(去除後世的眼光,對過去進行脈絡化理解)與「我是當代人」的意識(進而考察「過去對於我所處的現今有什麼意義?」),是處理現在與過去之間的關係,存在於時間的向度上。人類學中的脈絡化理解,則多是空間的向度(不同的地域)。
(而在讀書會中,朋友C說,這其實是「我們站在哪裡看世界」的問題,歷史學選取的主體仍是處於現世的的我們,而人類學則比較接近意欲進入的當地。)

三、
因此,承襲第二點,人類學與歷史學在「脈絡化理解」、「認為應當保有當地/當時人們的能動性」的同時,所面臨的矛盾與困境並不相同。人類學家會比歷史學家更加掙扎,畢竟人類學家處理的對象涉及當代,他們在「應當正視當地人民的能動性,因此應該不涉入」與「自己因爲無作為而內疚,或者自己是不是在肯定當地人民能動性的同時,對於當地人們進行去脈絡的理解」之間,比起歷史學家,會面臨更多的困難。歷史學家處理的對象,大多是死去的人,並為這些人建立起之於現在的意義。這便意味著,這個對象因為他自身時間的停止,因而具備了「無可變動」的特質,或者說,史家並不會如人類學家那樣總是面對到「活生生的人」,而是面對「由史料(即使殘缺)文字堆砌起來的人」。




在讀書會中,就讀心理學的朋友C亦提及了心理學上的名詞,諸如情節(complex)、榮格的「集體潛意識」等等,由於我並未真正理解她所說事物的意涵,故這裏便粗略帶過。我們延續著學科的討論,不知不覺將重心遷往了近日發生的歌喉案,與其說圍繞著死刑議題,不如說圍繞著「如何理解死刑犯?」較為適切。我說,即便是廢死聯盟(我在光譜上,仍是接近於支持廢除死刑的一方),我們一直試圖去賦予事物意義,因而不斷地為他人代言。《異鄉人》便呈現了這個荒謬的處境:莫梭在法庭上,無論是聽著為自己辯護的律師,或是控訴自己的檢察官,都感到他們口中的自己是另一個人。


我們要如何談論這樣的心境與矛盾?社會學、法學等學科,討不討論這個矛盾?在某些社會學科裡,這些涉及這個問題的討論是不是勢必會碰觸到一個界限,便再也無法越過發聲?我想起奇士勞斯基的《殺人影片》,為死刑犯辯護的律師最後在死刑犯處決之後,在車內喊著:「我恨你們!」究竟,恨是什麼?談論死刑,我們能不能迴避恨的問題?這些人性中難以命名、無從表述的事物,是不是只能在「感性的技藝(陳界仁語)」、模糊的象徵及隱喻中,被精確地說出?


朋友C說,她感覺現在的社會,每一個發出的聲音,都越過了那人(我們口中的殺人犯、死刑犯)去討論事情。


我們也陸續聊到了史丹佛監獄實驗、電擊實驗。朋友C也告訴了我們實驗結束後的故事:那些受試者,有許多都寫信給進行實驗的機構,以表示感謝。謝謝他們讓自己有了這樣的經驗。C於是問,這些實驗中所產生的恨意、宛若失去人性的舉動,是不是永遠凝固而不復返的呢?還是能夠被消化,並能在環境恢復到原先的樣貌時,再次回到清明的理智狀態?


我們並沒有答案,許多時候以問題結束一個主題的討論,而我也並不認為這樣是不好的。我想:問題總是在世界上存留許久,即使數個世紀以來的人們提出各式的解方,它依舊是存在的,不過是汰換成另一種形式而已吧。





【第二部分:孤獨及其所創造的】


我們回歸到了最原初的母題:孤獨是什麼?孤獨創造了什麼?


C說出了她的想像:她感到畏懼。如果有一天,《飼養烏鴉》中的安娜走下偌大建築的樓梯,來到建築中的一樓,卻再也看不到記憶中的母親與父親,而只剩下她一人⋯⋯那是多麽令人恐懼的時刻。「這次沒有任何人了。」C說。那樣的創造,就像蘚苔一般,也像是演化的進程,慢慢地在一座無人的島嶼,編織出自己的生態系。創造多麽地孤獨,也是因為孤獨,才需要進行創造的吧。


而我想起了一部電影《大國民》,裡頭有這麼一句台詞:「他在現實生活中失望了,於是打造起自己的王國。」


我們又何嘗不是一一搬起一磚一瓦,黏合那屬於我們的堡壘,將在現實世界中失落的部分,以虛幻卻仿若踏實的創造,拼湊成內在的心靈圖像?有一天,或者無數的時刻,我們會親自推翻自己築起的高牆,又進入下一個創造的輪迴。


導演畢贛說:「輪迴是一個時間概念,有可能出現在下一根菸的時間。」


這是我們的聚會:「孤獨及其所創造的」。




(寫於20160409 21:20)

觀影隨筆:安娜的美麗人生

《 安娜的美麗人生》




《 安娜的美麗人生》



《安娜的美麗人生(英文片名:Anna;原文片名:Per amor vostro)》是義大利導演朱塞佩高迪諾(Giuseppe M. Gaudino)於2015年執導的電影,以黑白作為安娜生活中主要的色彩基調,凝視著屏幕上的顏色向度,安娜的心靈世界如是展現在我眼前:哪裡有光、哪裡是陰影、光在不同的事物表面,又是呈現著怎麼樣的色階⋯⋯。


想像那些少許彩色的時刻,它們全指向了大海與海上的細紋、濃重而不真實的烏雲、自體內燃燒綻放的光芒、童年的鮮豔回憶、從頂樓摔落後的景色。整部電影於是成了安娜手拿著麥克筆,以龐然的字母書寫下的奇幻詩篇,而那大量手持、搖晃不止的鏡頭,也像是安娜望向世界的窗口。她將自我的意識與自己的身體分離開來,在窗前說著:「天空放晴了沒?我討厭風平浪靜,我一直在追求安穩的人生,很少為自己活。」


我直到近結尾處的一場戲,才嚐到了一點安娜身為母親(更身為女人)的美麗與哀愁。她難掩落寞與懦弱地,面向了自己的女兒,鼓起沈寂已久的勇氣說:「我選擇相信他(丈夫),因此獲得短暫的輕鬆⋯⋯但你無權評斷我。」、「我向警察供出了你爸。」


她不斷地「恐懼著已經發生的事」,在語言無效的傳譯中,被自己的女兒氣憤地關在頂樓上。記憶緩然地現出身形,那輪廓勢必圍繞著令人目眩的光暈,記憶背向光源,在安娜面前,擲出了深沈的影子。她看見童年的自己,看見那修女對年幼的自己說:「飛吧,安娜。飛吧。」


「我就知道最後會變成這樣。」安娜說。


一位母親,在風聲大得宛若能掩蓋事物掉落聲響的時刻,從頂樓跳了下來。她沒有童年時倚靠的鋼絲、裝飾的翅膀、相信一切未知將是甜蜜而美好的雙眼⋯⋯。她跌進了載運著棉被、停在一旁的貨車裡,細小的羽毛紛紛飛起,承載著失重的光。她的孩子衝著她說:「母親。」



那是這樣的一個瞬間:不變,因此恆久。好似一個擁有悖論式曼妙的關係:相機按下快門的瞬間,永恆被攝去,留存了下來。一張照片:安娜與她三名兒女擁抱在一起。


(寫於20160409 20:00)

2016年4月8日 星期五

展覽(暨觀影)隨筆:蔡明亮《無無眠》:只要看得夠久,人就會變得溫柔

北師美術館展覽《無無眠》


今日晚上,我來到北師美術館,觀看蔡明亮的電影展覽《無無眠》。先是騎著坐墊高度難以固定的youbike,從羅斯福路四段的門口前往後門,並終於找到了科技大樓站的停車點。連忙用筆填上校園大使專用無限通行卡上的校系與姓名,拿著卡,一抬頭便望見美術館內搭起的數個帳篷。人多,但並不嘈雜,選了地下一樓,我坐在投影環繞的展區,看著《秋日》。


沒有先看展覽手冊,其實也是種幸運,或者,上帝的禮物吧。我甚至願意閉上眼,聆聽那些我聽不懂的日文對話(我的記憶浮現再度浮現起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我對自己說:「太好了,我能夠撤底地迷失在這裡。」),那麼日常生活、那麼平淡無奇,卻支撐起人們之間的聯繫⋯⋯。寫下片段的隻字片語,也不打算重組,亦沒有序列:




《秋日》



《秋日》



「記憶這種東西不太可靠(我記得:記憶很不可靠的),
大家說著說著就變成自誇(我記得:自誇),
也不是故意要說謊。」


詩人的名字
在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


(再看一次,覺得好像是不同的兩部短片)
(於是,電影是不是為了記憶?是不是肯定了後悔的存在?)


「象徵性的表達,
而且不解釋,(我的記憶:他不做任何解釋)
不是很多人在解釋嗎?(我的記憶:現在不是很多人在做解釋嗎?)」


「象徵墮落的現今,
小康很慢地走著,像是在哭一樣。」


「(我記得:別的形式無法傳達。)」


我看著野上照代的臉,想起《臉》中的一幕:
尚皮耶縮著肩,頭微微上仰,雪跟隨風,皺紋載著雪光。


上野照代坐在小康身旁,顫巍地翹起腳來。
我在那顫抖的動作,以及小康難得露出牙齒笑著的面容上,
聽見了上野的聲音:
「瞧,我也是可以的啊。」


落葉,一片又一片地飄落下來
掩不住車聲


「人生足別離,
滿酌不須辭。」


那是,秋天的御嶽山
太宰治的天下茶屋
黑澤明的《德蘇·烏札拉》
現代人的智慧型手機


「是誰在講述呢?
(記憶:又是從哪開始講述呢?)
是個人先開始的⋯⋯。」





《無無眠》



《無無眠》



牆的裂痕
撐開了影像的粒子


無聲的沈默及恆久的行走
致上
嘆息與淚珠(我寫:「流淚。」)


蔡明亮是這樣說的:
「我把劇場的門打開,外頭下雨,裡面演出。
我請一位老年的婦人,唱出童年來,
年輕的你們,已經沒有看懂與看不懂的包袱了。」


他的《臉》,花了他三年的歲月
待在羅浮宮,走過每一幅畫
撫觸畫的歷史與皺紋


曾有人問他:「你為什麼拍黑暗的東西?」
他說:
「我只是在拍黑暗的角落,
它是存在的,而每個人都羞於面對。」


一位觀眾,藉由展覽得到了安睡。
命名:一種另類的、被動卻也主動的,面向自我。


無數首歌:《傷心旅程》、《望春風》⋯⋯。
他的話語漂浮在歌聲上,並不油膩:
「我只是很敢、很享受。」
「這是夢的捷運。」
「你們來,記住就好了。」


石頭
粗糙石頭的表面
無聲地流淌的汗水
滑過眼瞼,成為眼淚
閉眼、垂首、撐著額頭、再次閉眼
橘紅色的燈光
蒸騰的熱氣
沒有海市蜃樓


手在皮膚上跳舞
不走路
走路可以快
跳舞可以緩


我遺落了所有
睜眼及閉眼的瞬間,
(他總是在我意識到時,
閉上眼或睜開眼。)


只要看得夠久,人就會變得溫柔。
(我加了一個星號)


好像他的行走
純粹是在回應這個世界
在回應的同時
克服命運的施力


當外界很快時,內在的慢便有了聲音。
當外界總是喧囂時,沈默就有了力量。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看著蔡明亮的電影,我往往感慨:「我是太年輕了啊。」


我看見宇宙中的車廂
找尋攝影機的眼睛
於是,車、流動、時空移轉⋯⋯。





《西遊》



《西遊》



人的側臉是高起低陷的山稜
我的小說:
踏實地選擇了沈重、緩慢、凝滯、沈默⋯⋯
他與其他事物都相互悖離
擲落無聲的聲響


身影輪廓上的光暈
飛蟲載著光
光照進洞口
分不清是飛行的蟲,是裂解的塵(我寫道:「光塵。」)


停住的女孩
陽光下的小康
陰影中的丹尼拉馮


像是背向某個龐然的光源⋯⋯
前方因此清晰銳利地投出了影子
拉馮卻在陰影裡
失去了影子
像是小康身後的幻影。


當小康走出陽光照射的地方,進到陰影裡,拉馮會不會進入光中?
那是一句悠然的哀嘆,或者呢喃:「啊,我看見了你的影子。」
因此體察了你真正的存在、真正的行走


小康離開畫面時,拉馮就走進了光裡。


一個顛倒世。
一片呈現在玻璃(也許是鏡子?)上的倒影
人影隨著凹凸的銜接處
身形長出了柔軟的波紋




湧現鋼琴的聲音。



(寫於20160409 02:30)

散文:當死者哭泣時,這表示他們並不想死

《spotlight》

《驚爆焦點(Spotlight)》讓我想起國中著迷於漫畫的時光。當時,我會在期中期末的段考後,從租書店抱回好幾十本的漫畫,把它們擺在床上。我往往在床上看到睡著,醒了之後隨手又拿起一本繼續看。現在回想起來,我已經很少如此著迷於一項事物了,現今的投入時常伴隨著抗拒,即便如此,我也認為那樣的抗拒是一種美好自足的困難,並不想加以否認。當時所看的諸多漫畫裡,有一本名叫《糖果子彈》,裡頭的女孩(海野藻屑)活在墨色的幻想之中,自稱為人魚。她宣稱:總有一天自己會變成泡沫而消失。我有那麼一瞬間,在感到荒謬之餘,也沈溺在虛幻的美麗幻想裡,直至殘酷的現實發出聲響,我才發現那樣的幻想是從傷痛中長出來的,乍看之下是過於透明、輕盈的美麗,卻往往有著極為沈重的質地。



土耳其作家奧罕帕穆克對這樣的閱讀感受,描繪得尤其深刻細緻。他在他的隨筆〈殘酷、美與時間:論那博科夫的《愛達》與《蘿莉塔》〉中寫道:「於是我們也分擔了伴隨殘酷而來的內疚,這是追求美的代價。⋯⋯我讀那博科夫總有一種奇怪的內疚感,但也總會以那博科夫式的傲氣形成一面護盾來對抗這種內疚。這是我追求小說之美,也是我享受小說的樂趣所付出的代價。」



海野藻屑身處的殘酷,來自於父親的虐待。這是一個隱形的想像畫面:童年,望著世界的濕潤眼睛尚未清晰,女孩尚沒有能力將事物一一歸納進有著不同名稱的抽屜裡,或許在某一時刻,傷害與愛便一同進駐到狹小的空間,成了同義的存在。父親的虐待是愛意的展現,支撐著這個信條的基礎,是藻屑內化到體內的、極為深沈的自卑。我想,《驚爆焦點》中的受創者,或多或少也身處在藻屑的家中,承受那不由自主的自厭與自責。



我有一段時間,時常想起自我咎責、自我負罪的命題。我記得那是大一上學期接近期末的課堂,教授提到了罪性(sin)。那時,我對罪性的最初理解,順連著老師的話語繼續延伸,形成這樣的面貌:知識份子度過了質疑自身的時光,藉由對自己過去的懷疑與安置,深刻地體認到謙卑與自己的局限,並揚棄了傲慢的語彙。那或許是一個除魅的過程,我至今仍相信,每一個誠實面對自我的人,都經歷過類似罪性的感受。在那次課堂之後,我有一段時間宛若被拯救一般,尋著了出口。那個出口有以下的絮語:自我負罪的逃亡,同時也是邁向救贖的旅程。



在這期間,我看了兩部電影,一是艾騰伊格言的《我記得》,二是阿巴斯基阿魯斯塔米的《愛情對白》,更讓我享受著此般的詮釋。「深刻的自我意識將帶來自我厭惡,於是擔負起自我施加的咎責,然而,自毀是為了自救。自我負罪的逃亡同時也是救贖的旅程。」我寫下這些字句,感到心中有什麼原先潮濕的事物,被暖暖地曬乾了。也許是接近欣慰的感受吧。



《愛情對白》




《我記得》


距離那堂課大約幾個星期之後,我在另一門關於存在主義的討論課中,聽著同學報告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判決〉。卡夫卡所創生的諸多人物,同時有著與人連結的渴望,卻也同時被自己的孤獨所困,而那種困頓內部有著複雜的矛盾:既是救贖,也是牢籠;既是自願,也是被迫。我一度以為,〈判決〉中依循著父親命令投河自盡的兒子,與《變形記》中,臨死前緩然吐出欣慰氣息的葛雷戈,都藉由死滅獲得了超越於世間準則的自由。他們的死亡,對當時的我來說,甚至有著自願、早已有了預感的成分——一旦有了契機,他們便能欣然赴死。



我所認定的出口,在報告同學的眼睛裡,則是一種哀愁。並沒有怨懟,只剩下哀愁。



我仍記得那位同學說話的語氣,讓我想起是枝裕和的隨筆集《宛如走路的速度》這樣的書名,緩然、黯淡、長遠。在他的報告內容中,引述了木心的一句話:「這是一種特殊的人道主義。主題是這樣──被侮辱被損害的人,來愛侮辱他損害他的人。」



面對這樣對於自我負罪的詮釋,我甚至因此陷入失衡的痛苦之中。有個聲音說:這種自責體系是錯誤的,你以為自我負罪帶來的欣慰與自由,其實會讓人身陷更深的窄巷。在那裡,巷口已被堵塞,天被鐵皮遮蔽⋯⋯。



有一個質疑產生了:當深刻的自我意識破除了傲慢的宣言,卻持續深化,成為無力的人、虛無的人、失去語言的人、泅泳在悲傷中的無岸的人時,要如何再重新拾起遺落的信念?如何再度擁有勇氣,而不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淖之中?



《驚爆焦點》裡,一位童年時期被教士性侵的男人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用口吃般的瑣碎語句說:「那時我們在車上,我根本沒碰手中的冰淇淋,它就從我手上流了下來。」



或許這是個意象,或許不是。但我更寧願不以意象來解讀它,我相信它是記憶,無論「記憶算不算數」,那是他處在今日,遠眺當初時,依舊捕獲的親暱真實。是說不清、起了毛邊,卻無比詳實的記憶。我回憶起與父母吵架的時光、深刻感受到父母當下厭惡情緒的時刻,現今的我能嘗試著說出的,也只會是不著邊際的片段:我記得那時是個春天的深夜,燈光出奇地白,和室拉門的影子印在母親的衣服上,我也瞥見父親的手了,上頭瞬間多了許多皺紋⋯⋯。



我的父母,想必也是如此吧。處於記憶跟前,人們往往在陷入與抗拒間,尋求一個支點。那是口吃一般的說話聲,伴隨漫長的沈默、深沈的呼吸聲、無以名狀的遲疑、無從講述的哀傷: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有人對我說,當同性戀沒有關係⋯⋯。」
「我是那樣子感受到性⋯⋯。」



陳界仁在今年(2016)擔任政治大學的駐校藝術家,開設了「全球監禁,在地流放」工作坊。在說明工作坊內容的一篇短文中,他寫:「我們該先問:為什麼那被『在地流放』的惶惶感受,是如此地難以說出? ⋯⋯我們願不願意直接面對——我們為何會被『在地流放』的切身經驗,以及『剝奪』為何會被不斷的合理化,甚至滲入我們集體『自我貶抑』的潛意識。⋯⋯而無論那說出的話語有多素樸、甚至如口吃般的斷裂,都可能為真正『平等』的生活方式與精神生產,建構更合理的社會基礎。」



而哈特與奈格里在《宣告》的第一章〈危機的四種主體形象〉中,也講述了一種「負債化的主體」:「債務會編織道德的權力之網,其主要武器就是責任和負疚感,人們很快就會屈從於這兩種感受。你要對你的債務負責,要為債務帶來的苦難感到內疚。債務化的主體是一種苦惱意識,讓負疚成為生命形式。」



當我發現那些我無法明確說出的感受,透過他人之口述說出來,我漸漸走出原先失衡的痛苦,摸索出能夠倚靠的輪廓。自責體系是最重要的傷口,面對自我負罪的深化與隨之而來的斲傷及失語,可能任何理論都是無用的。如同陳界仁相信藝術是關於一門感性的技藝,對我來說,也只有文學、藝術、凝視及聆聽這般的感性技藝,才可以讓失語的生靈,願意說出話來。



即使是如口吃般地失語,但他們開口說話了;即使每說一句,仍是無法全然卸下對自己的責咎,但他們顫巍地伸出雙手了。



或許,能以一段被引述在保羅奧斯特〈記憶之書〉中的段落,作為文章的結束:



「當死者哭泣時,他們就開始復活了。」
公雞嚴肅地說。
「很抱歉,我必須反駁我那些有名的親朋好友。」
貓頭鷹說,
「但是對我而言,
我認為當死者哭泣時,這表示他們並不想死。」


——科洛迪(Collodi),《木偶奇遇記》



(寫於20160310)

2016年4月7日 星期四

電影讀書會速記:對於現在的懷舊情緒,之一


我遲遲沒有勇氣書寫上星期四(20160331)的電影讀書會。我明白我當時擁有了一場美好而沈靜的聚會經驗,在即興的語言摩擦、眼神穿透之間,宛若與上帝交換著禮物一般。


這次我們談論書目:《孤獨及其所創造的》——如同前三週所緊扣著的主題。我無法將我們敘說的事物一一描述出來,因為事後的語言與刻意的回憶多麽有限,而我僅能在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那不再存在、逝去的過往時,憑藉著我凌亂破碎的詞語,重新組構出我所見、所談論的事物。


由於前前週我們談論此書的第一部份〈一位隱形人的畫像〉,因此我將這次的讀書會,著重在〈記憶之書〉的篇幅中,然而即使溢出了範圍(或許,並不存在著範圍)也不要緊。一位朋友A說到,她比較能夠進入〈一位隱形人的畫像〉,因她閱讀時,想起了與自己連結緊密的經歷。她並不知道自己初聽見夥伴可能死亡的臆測,內心所展現的漠然與平靜,是為了要給予身旁營隊中的孩子一個安穩的情境,還是自己真的感受不到任何情緒呢?她覺察到分裂的自我,直到緊繃的神經鬆懈下來,她才終於淌下眼淚。她問,遺忘是不是也來自於恐懼?人們是不是需要藉著遺忘,來讓自己度過人生中難以承擔的時刻?


而我想著曾聽過的一個說法:上帝有了記憶這項發明,似乎便必須有個相對的發明:遺忘。如此一來,世界才能夠維持平衡。


一位朋友B也說到,他一開始讀〈記憶之書〉的前半部時,並不太能明白他想傳達的事物,但當他讀到了約拿、讀到皮諾丘,他好似明白了些什麼。他想起過去聽過的《彼得潘》的另一個版本:彼得潘飛回自己家裡的窗前,看見有另一個長相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站在屋內,他明白自己的身體已經被佔據,而真正的他被關在窗外。B幽然地說:「從小,我總是以為是彼得潘自己拒絕長大的。」


〈記憶之書〉中,保羅奧斯特總以一個名為「A」的人來描述自己,他感到必須創造一個「他」,藉由描述「他」來描述自己,那樣的語言與文字才將會是精確的。B的發聲,帶起了朋友C的聲音。C提起喜愛的漫畫《蟲師》,為我們說起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那些故事,無不是關於逝去的時間、記憶、孤獨,以及生死。C提及童話《小美人魚》,並說:「我從這個童話裡學到一件事:你不能殺死王子。」小美人魚的姊姊們用自己的長髮,換取了一把匕首,將匕首交給小美人魚,只要小美人魚殺死王子,她便能回到海底繼續活著,否則則會成為泡沫消失。但小美人魚沒有殺死王子,她變成了晶瑩透亮的泡沫,飄升在海洋上。


我依舊記得我談起了最近的感受,姑且名之為「新穎的懷舊氣息」,而這與〈記憶之書〉中保羅奧斯特描述的「對於現在的懷舊情緒」多麽類似。我想,新穎其實意味著陌生與抽離,因為抽離於當下、抽離於現在,以生長在未來的眼睛,體察著我的過往,因此產生了懷舊的情緒與氣息。保羅奧斯特以優美而哀愁的文字,這樣寫著:「他發現自己因快樂和憂傷而顫抖(如果這是可能的話),彷彿他同時往前進入未來,以及往後進入過去。有的時候(經常會有的時候),這種感覺太強烈了,以致他的生命彷彿不再活在當下。」


於是,記憶拉起了縱深,成為一個空間:「視記憶為一個地方,為一棟建築物,為一系列柱子、嵌板、柱廊。身體藏在心智裡,彷彿我們在其中移動,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而我們走路的腳步聲,也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這是卡爾維諾的其中一座城市,旅人來到那座城市,所見到的人都有著他熟悉的面容。保羅奧斯特寫下:「一個每樣事物都成雙成對,且同一件事總是發生兩次的世界。」而畢贛導演的《路邊野餐》中,有一處名為蕩麥的地方,陳升在那兒,竟遇見了瞬間長大的衛衛。


保羅奧斯特亦描寫了活在當下的時刻——我願意私自地以為如此。他寫到一種得意洋洋的迷失感受,那種迷失帶他通往了自己。我想起羅蘭巴特在《符號帝國》中寫,事物在「空」裡頭,失去了一切意義。彷彿置身空無,遺忘了賦予事物意義的能力,他因此產生了記憶。如他也說:「在那種遺忘中,記憶的力量出現了。」


那是迷失的快樂。C如是說道,在自己身處的空間中,自己本身便成為了符號。


我們談及了書中的徒勞感:進入一人孤獨之徒勞、試圖描述一人之徒勞、傾倒語言之徒勞⋯⋯。A說,如同我們看《八月三十一,我在奧斯陸》,我們不可能真正進入他的心境裡,而他也在抗拒著我們的進入。然而,即使固守著孤獨、抗拒他人近似侵犯的理解,他仍舊同時渴望著與人眼神的接觸、肢體的互相凝視,如梵谷在日記中寫道:「和別人一樣,我覺得我需要家庭和友誼,需要愛,需要和朋友溝通。我不是鐵石心腸,不是消防栓或路燈柱。」而一位朋友D,在一旁靜靜地說了一句:「人類是最害怕寂寞的獨居動物。」


記憶中的一部電影:文溫德斯的《薩爾加多的凝視》,其中的薩爾加多在拍攝社會紀實影像過後,感到自己的靈魂與身體徹底地病了,他說:「任何人都不該活著,沒有人是應該活著的。」經歷過漫長的衰落與掙扎,他在拍攝自然景物的時刻,感受到救贖的降臨。當他面向自然,內心感受到生命原初的力量與純粹。C因此提到了日本的攝影家星野道夫,他在追尋的過程中留下許多他無從描述、僅能透過攝影試圖留下什麼的影像,我於是想起褚威格在《感謝蒙田》一書中,如此描述蒙田:「重點是尋找,而非找到。」


在我高中時參與的一次讀書會裡,我們讀卡繆的《異鄉人》,帶領讀書會的老師給了「荒謬的人」這樣的定義:明知道即使自己對於一片荒蕪的世界不斷地探問,世界回應你的仍舊只是一陣沈默,即便如此,仍願意踏著堅毅的步伐,持續承擔著自己肩負的事物。〈記憶之書〉中,亦有類似的書寫:「他不可能認為自己會完成這首樂曲。他似乎接受了自己無可避免的失敗,幾乎將之視為一種神學上的前提,這種情況或許會讓其他人陷入絕望的絕境,但是,對他而言卻是一種無盡的、唐吉訶德式的希望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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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寫作本身便是一種「對於現在的懷舊情緒」,同時也是無望的希望。



(待續。下一篇將提及最近的死刑議題、各學科如何切入世界,以及最後的總結:孤獨創造了什麼?)

(寫於20160408 00:30)






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

演講筆記:沈清楷:寬恕的疑難——不可能與困難,之四(完)

(接續「演講筆記:沈清楷:寬恕的疑難——不可能與困難,之三」)



演講提問與回答:


一、

問:大敘事的寬恕架構與個人向度下的寬恕架構一樣嗎?

答:關於對與錯的判定,要先認為其並不是困難的,因此才能談論寬恕,因為對錯的判斷是談論寬恕的前提。

國家的寬恕應該屬於形式上的寬恕,而非實質。我們時常賦予國家一個人格,然而事實上,國家是一個抽象的、被想像與建構出來的存在,並無權利/力扮演道德的角色,自然也無法進行寬恕,除非是政教合一的國家。

當歐蘭德說「這是一場戰爭」時,我便知道有一場屠殺將要開始。戰爭帶來了合理化入侵的理由,藉由標榜「正義之士」的旗幟,戰爭得以施展。我們是如何創造了假的正義,因而掩蓋了內在對真正正義的渴望?我們如何不被現實利益的屈就所扭曲,遺失了自身內在的堅持?

或許我們所談的所有信念,都是口號而已,只是一種無限重複的儀式,提供我們能夠不斷重複反省的機會罷了。不然我們為什麼做這個呢?討論不正是幫助我們未來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二、

問:以政府為主體去推動轉型正義,如果只是揭露真相,要怎麼讓大眾去評斷「真相」?社會運動者的代言與呼籲,對於真正受害的人有什麼意義?

答:當我們談論轉型正義時,要盡可能排除道德性的修辭,並且亦不可輕易代言、保證「寬恕」,因為寬恕是加害與受害者(或家屬)之間的個體性問題。

歷史記憶與歷史反省的意義何在?我們怎麼將歷史的辨証放入我們的教育之中?歷史的意義不就在於:讓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我們知道我們的過去是不完美而破碎的,但不需要否認這一點,也不需要建構出偉大的光環。

制度所遺留下來的惡,會利用人性中的貪婪與惡意,讓未來的人們也成為共犯結構的一環。我們要排除道德化的情感,承認「轉型正義有其做不到的事情」,但也有做得到的事情,例如真相與真相的教育化,提供一個「歷史認知」給社會大眾,亦即憲法中的「知的權利」。


三、

問:身為加害者的政府真的能夠承認加害,並教育化嗎?是不是得要依靠民間?

答:歷史的問題,牽涉到事實與詮釋的問題。歷史相對論的詮釋方式(天下合久必合合久必分等)與沒有解釋沒什麼不同,但卻可以藉此排斥其他解釋的存在。歷史教科書應該要提供發問的空間,而不是成為意識形態的教育,讓學生在詮釋與試圖表述自己的過程中找到意義。

我舉個比利時的例子。比利時政府在討論歷史教育時,有一個質疑誕生了:「比利時才建國兩百多年,有什麼好寫的?」這個問句凸顯了人們看待歷史的視角中,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歷史的工作是不是在這樣的語境中被縮減了?面對歷史,同時意味著:揭露自身的惡、反省自身的過錯。因此,即便是一個建國歷史並不悠久、國土面積並不廣大的國家,也不見得一定要用大國的思維去思考歷史的問題。

以下事物是讓人恐懼的:一、沒有事實、捏造事實、將神話事實化理解。二、對事實只有單一詮釋。因此,歷史教育應該注重求證的過程,並承認「無法求證」與歷史空缺處。


四、

問:轉型正義鼓勵揭露真相與鼓勵討論,會不會是另一種對於當事人的傷害?怎麼處理這種傷害?當解釋權逐漸擴大,解釋的蔓延會不會是另一種惡意?

答:我們可以看其他國家的例子,例如南非轉型正義等等。

陳深景出獄後,因為有調查局的介入,每一份工作都不超過三個月。如果你是店家,你聘不聘他?你要相信官方的言論,還是私人的辯白?在每一個過程中,這些問題都在考驗「當下」的「旁觀者」,也就是我們。而我們的同理心,不就建立在「我們一樣脆弱」這一點上嗎?我們必須去思考: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脆弱會被引誘,因此成為惡?我們是不是常常把個人的選擇,本質化為一個群體的選擇?


五、

問:轉型正義中所討論的反人類行為、政府對人民的大屠殺等,與國家對國家發動的反恐戰爭等,是能夠同一而語的事物嗎?如果不是,它們各自衍伸而出的寬恕結構,是不是也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在如此的情境下,寬恕的結構會不會變得寬鬆?

答:戰爭與恐怖攻擊之間有一些共同點,即:暴力合法化、無差別殺人、殘忍性。藉由歐蘭德「戰爭行為」這樣的類比,讓我們意識到一個問題:為什麼戰爭「感覺」有一個更高的正當性,相較於恐怖攻擊而言?類比是讓我們反省暴力本身的手段之一。

「完蛋了,那個刻板印象已經趨不走了。」無所不在的媒體成為我們進行不由自主判斷的來源。這些觀念與意識型態是我們自己置入的嗎?並不是,將恐怖主義與暴民並置是錯誤的。這是呈現鎖鏈形態的問題:多族群如何在歐洲共同生活,而不被恐怖攻擊創造的偏見,打造成為被建構的弱勢?恐怖攻擊之後,我們如何失去了信任的基礎?對彼此差異無法容忍?基於使社會穩定的信念,媒體為什麼能把血腥畫面與受害者的脆弱赤裸地公佈出來?

而針對寬恕結構是否會因此不同此一問題,我想,或許這其中也沒有寬恕的問題,因為寬恕問題的前提,是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同時存在。恐怖攻擊如果被歐蘭德戰爭化,那便成為國與國之間的武力往來,且戰爭中的加害與受害關係是國家對人民,所有的參戰國家(無論戰勝戰敗)都是加害,所有人民都是被害。(此說法來自於一場台大教授花亦芬老師的演講)

寬容與寬恕並不相同:寬容存在著面對差異時的包容度(「容」),需要被轉化為政策的落實,這時寬容才具有積極的倫理性與政治性意義。另一方面,當國家的權力急遽擴張時,寬容能使其權力緩和化,此寬容透過政策(被允許的程度擴大)層面來落實。


六、

問:談寬恕的前提是不是要先爭取到話語權?因此,是不是勢必要進入國家機器中掌握權力,才有可能談論寬恕?

答:如果必須擁有權力才能寬恕,那將是危險的,因為如此便抹滅了「真誠」的必要,成為屈服於權力下的懺悔。你懺悔是假的,但你服從權力是真的,這就是國家暴力要的。更可怕的是,有許多人會將這種罪與懺悔內化到自身,認為自己真的是有罪,並且為此而真正懺悔。

國家沒有寬恕人的能力(說法見上述),因為國家這個概念本身便具有暴力性,表現在刑法、軍事等。不可將寬恕與國家等同並論,只有受害者才有條件寬恕他人。

寬恕必須要回到一種神秘、人內心的柔軟、象徵、奇蹟……的向度,一如「小小的奇蹟」。

此外,我們必須看到威權到民主的過程。在過去威權政體造成的不義中,共犯並非全然沒有自由的空間,事實上,他們在進行不義手段時,擁有一定的模糊地帶。存在著這樣兩種共犯:具有良心而手段節制的共犯、手段浮濫的共犯。因此,我們並不可以把共犯、加害、受害者無限擴大。



(完)


(寫於20160404 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