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讀了歷史系的緣故，我時常在看電影的時候，感到自己的眼睛覆蓋了一層歷史學的薄暮。我始終相信歷史學的觀看方式，是在進入與抗拒之間，尋求一個支點，而在這個支點上必然產生的張力之中，誕生了對於真實的辯證，同時也是書寫歷史的開始。無論是進入或是抗拒，都因著「歷史的框架性」而來，我們直視過往時代自身的框架，對過去進行適切的理解，而不魯莽地以後世的眼光審視；同時又有另一個我們，在抗拒進入之中，保有我們所身處的時代的框架，因而能夠探詢過往之於現今的意義。
觀看電影的時候，我時常依舊清晰地意識到自己身處的時空。對我來說，進入與抗拒之間的支點時常移動，有時是三分進入、七分抗拒；有時則是八分進入、二分抗拒⋯⋯也有一些時候，我全然地放下清明的意識，就像去年暑假時的第一次野外跳水經驗：那時的我緊緊閉上雙眼，與其說是跳水，不如說是跌下崖壁。我並不知道停留在空中的時間有多久，但在回憶中，那段時間就像橡皮筋被使勁拉長的過程，下一刻冰涼的湖水侵入臉部，我感到喉嚨滑過陌生的感觸，本能地為了克服窒息，我必須在水中找到了合適的姿勢，游向岸邊。有些電影，縱身跳下崖壁之前的猶豫與恐懼特別漫長、沈滯而黏重，卻在跳入冷冽的水中之後，深刻地感到說話的困難。
我曾經想像過一個假設：有一天，我成了國中或高中的老師，或許我有個機會，花幾堂課的時間聊聊「什麼是歷史」（我多麽希望我中學的時候，能夠有這樣的課程，而不是直接進入「史前」與「歷史」的簡化區別）。比起口頭的說明，我想我願意完整地播放亞美尼亞裔導演艾騰·伊格言的電影《A級控訴（Ararat）》，內容講述了亞美尼亞人在二十世紀受到土耳其人迫害的苦難歷史。艾騰伊格言並不直接讓這部電影成為全然的史詩片，而是在電影中安排了導演的角色，由他拍攝一部關於土耳其迫害亞美尼亞的電影。艾騰伊格言藉由劇中劇的形式，在電影中置入了兩個時空，傳達出歷史現今與過去的辯證與對話關係，不僅回應了現今的亞美尼亞海外後裔如何看待自身家園的歷史，同時也呈現了他們當今在世界中的處境，而我們依舊能夠在電影中的導演角色所拍攝的影像裡，看見亞美尼亞的過往。有趣的是，現今的我們本身便在觀看的同時，成為第三個時空。
這幾天展開的台北國際紀錄片影展，有許多我非常喜愛的影片，希望能慢慢地書寫它們留下的靈光、 聲調與氣味。
（寫於2016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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