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無論是通往神秘的方式，或是邁向成熟的道路，都得不斷經過童年的傳說。⋯⋯我發現了許多回到童年的方式。在其他事情上我很少像這樣花費這麼多的細心、這麼多的愛和努力、這麼多的堅持和追求。因為一直到我生命的某個點上，我和今天大部分人一樣：我的童年在不知不覺間幾乎被完全遺忘。⋯⋯然而我所知道童年的那些原始的、經歷過的、有生命的部分，卻變得沈默及難以到達；它們成了一個遙遠神秘的聲調，一種微弱和難以形容的味道。」
——赫曼赫塞〈出自遺物的斷簡殘篇〉，寫於一九一六年
這個星期，我們看楚浮1959年的電影《四百擊》。楚浮在二戰期間度過了童年，並在青年時期，深刻地感受到戰後冷戰結構底下的保守氛圍，以及法國當時殖民一百多年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爭取自身獨立的武裝運動。《四百擊》便是在法國新舊世代交替、折衝之時，楚浮對於自身童年記憶的探索與追尋。
我們能夠藉由《四百擊》中十三歲的安端·達諾，作為窺探楚浮過往的窗口。在楚浮的童年中，電影成為了生活的整體，他十六歲時成立了電影俱樂部，為了還債而偷竊，因而被送入少年感化院及少年監獄中，而在他從軍的時期，曾因為逃兵再度入獄。在獄中，楚浮認識了尚惹內，承接了來自於尚惹內明亮又堅定的話語，這句話，時常在我凝視著安端·達諾的眼睛時、在我對存在本身感到無依時，流淌過我的身體。這句話是這麼說的：「希望您能始終保持嚴肅的眼神，以及單純又落寞的表達方式。」
安德烈·巴贊的名字，出現在《四百擊》的片頭。對於楚浮來說，安德烈·巴贊有著父親一般的形象與實質，巴贊於1958年過世，在《四百擊》上映的1959年，巴贊已然無法凝視著兒子獻給自己的親暱敬意。
我在觀看電影的過程中，發覺以往不同的經驗。這是我第四次看《四百擊》，卻是我第一次看得並不如此沈重、憂傷、沈默。電影中有許多時刻，安端展露了童真與孩童的無知，並隨之招致成人世界的壓抑與憤怒；也有一些時刻，玩笑的話語從孩童的口中吐露，在我的耳裡化為憂傷的曲調——也許是我再也不是孩童，而我明白這些玩笑的、真誠的話語，意味著我無法重新拾起的過往。然而，在這一次的觀影經驗裡，我隨著朋友的笑聲，同時也發覺了孩童的可愛之處，我想，這會不會是跳脫了自身的框架，真正理解了孩童的心靈呢？
朋友A說，成人變換不定的反應令他感到有趣，他並未能夠理解這些變換產生的原因，另一位朋友B，也說出類似的感受。我想，或許我們的無法理解，在安端的感受中更為強烈也不一定。一個尚未長出定型雙眼的孩童（甚至青年），如何面對著無法賦予意義的情緒傾倒？當信任的機制無法建立，安端學會了沈默的抵抗、落寞而堅毅的眼神，並學會讓眼淚乾涸，讓解釋與揭露自我的說話聲，消失在漠然的面容裡。
電影中的成人，無論安端是否在場，時常將他作為怪罪的對象，並藉此掩飾自己的歉疚、過錯與不安。而展現在公眾面前的處罰，更像是一種表演的儀式，而表演的內容失去了教育的意義，目的在於傳達恐懼，以及早已扭曲的「父母盡責」的形象。安端沈默地面對這些時刻，而我看著電影中的成人，竟也帶著一點同情，卻又鄙夷的眼神：他們勢必也為自身所困苦，而這些調節自身痛苦的努力（或是忽視），在孩童身上刻下幽微卻入骨的印記。
（寫於2016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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