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我一面因為（我所認為的）忙碌而感到安心，一面也對於這樣的安心感到恐懼。我不明白如何面對這樣的矛盾：全心專注於實在之物，一方面使我得救，一方面卻又在讓我感到安心時，成為我逃避自己內在的理由。
在文·溫德斯那部1973年的《愛麗絲漫遊城市（Alice in cities）》中，比起記者菲利浦對於攝影與真實、書寫焦慮、故事與影像的說詞與困惑，至今依舊使我無法忘懷的反而是出自於孩童的話語。電影中的他們玩著我們或多或少在童年時也玩過的文字遊戲：出題者想著一個單字，猜題者猜字母，如果猜錯，圖畫紙上被吊死的人便會逐漸成形。
愛麗絲沒來得及在菲利普畫完吊死人前猜出那單字所有的字母，於是答案揭曉，那個字是Dream，夢想。愛麗絲抱怨說：「我想猜的是實在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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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容易對手邊正進行的事感到空虛的人，這些手邊的事，當然也包括看書、看電影、滑手機、書寫、與朋友聊天，這類存在著許多時間縫隙，能夠讓我的意識掉入其中的活動。
比如說，我有時會（有一段時間，則是時常）在電影院看電影的當下，感到莫名的恐懼。那種恐懼可能來自於黑暗，可能來自於自己竟然與其他人一同做著同樣的動作而感到的荒謬。我有幾次聆聽樂團現場演出的經驗，也有幾次在抗爭現場心情亢奮的時刻，在我閱讀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特麗莎的夢境時，我再也無法投身這類的激情（當然，我相信它們絕對不只有激情而已，但我直至現在依舊不明白，為什麼它們總是以這樣的姿態走到我的經驗之中）。
有時候，我的確十分想要從電影院逃出去。如果我能夠再誠實一點，我或許會說：我並不覺得電影時時刻刻都迷人，就像電影的迷人之處同時隱藏著危險，它有著觀看的暴力，也因為傳播的特性，更加容易被國家作為工具。所以我拒絕一些廉價的語言，有時甚至會因為氾濫的說詞、人們對事物過於快速的理解感到厭煩。所以，我當然時常也對自己感到厭煩。
我可能沒那麼愛電影，也可能沒那麼愛書寫或閱讀。我可能沒那麼愛很多事物。這個發現莫名地讓我安心。與其說是愛（我沒什麼自信自己能夠承擔這個字的意義，或者我根本不明白這個字的意義，又或者這個字的意義只有在不被理解時才產生效用），不如說是信任。
回到掉入縫隙的感受吧。
這種掉入縫隙的感受，隨著分手更加強烈，有時也無法控制。我開始在記憶中尋找那些我所做過而好像不存在縫隙的活動，當然，所有物事都存在著縫隙，只是我尋找的這些物事得要以足夠的專注力投入其中，專注到沒有容許我質疑的空間。
尋找到了，我就去做。於是我跟著朋友騎車，以自己身體帶動輕自己好幾十公斤的機械、將自己的重量交付給它，信任它能夠帶我到我想去的地方。這些不是心智中那些無形、不可見、形而上的事物，而是實實在在的物質。
人得依靠可見的物質，我早已不排斥這一點。在環島之前的七月底，我與朋友舉辦了電影讀書會，並由《索爾之子》聊到了李維的《週期表》，在討論過程中也出現了其他的書籍：史岱凡·奧德紀的《雲的理論》、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漢娜·鄂蘭的《心智生命》、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聚會之後，我花了幾天的時間整理、追索聚會中提到的內容，其中令我難以忘懷的便是「可見之物」。
在《週期表》中，李維喜愛化學元素這類的物質，正是對於法西斯提倡精神的反抗，而在他從集中營生還後的漫漫長夜中，這些實在的物質帶領他超越時間之外，感受到了原子的永恆，同時也帶領他回到了進入集中營之前、一切仍存在著可能性的年輕生命。
而在《雲的理論》中，經歷了廣島原爆的Akira·雲上試圖在可見之物（雲）上找尋支撐著生命延續的理由，這個舉動卻與（我會稱它為）「遺忘的反噬」鑲嵌在一起。
許多時候，只有遺忘才能讓經歷鉅大創傷的人活下去，但那些遺忘的事物其實並不曾真正消失，當它們重新被記起，反噬的力度將使得接下來的生命變得難堪、無法承受——他發現自己看雲、喜愛雲的根源，或許是至今仍無法理解的人類集體災難；當他在看雲時感到平靜，那雲裡頭卻有自己死去的親人。
這樣的人生要如何繼續下去？他要怎麼在看雲的同時不想到這些？先前的出口因而失落了，並不只是人類的社群與歷史記憶，甚至是我們以為外於人類社會的自然，也難以逃過災難的侵入。
面對痛苦時的轉移或逃避，與出口時常是相同的。在環島期間，我以為我懂得（並接受）這件事了，然而現在，我卻不知道如何面對它。
我依舊不明白何時該進入生活去感受，何時該抽離出生活去書寫。環島的時候，我往往用手機的備忘錄記下事物的名字，它們有些是可見的物質，有些是不可見的思緒。它們仍存在在我的手機裡，等待我去回憶它們。至今，我對於給自己一段完整的時間，在這之中回憶環島這件事，有著莫名的抗拒。我大概明白為何如此，但明白了原因，卻無法幫助我面對這樣的抗拒。
因此我一面對自己的忙碌感到安心，一面也十分恐懼。我為那女孩不假思索說出的「我想猜的是實在之物」而動容，然而，我也早已不是孩子了。
（寫於201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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