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5日 星期四

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 ——索爾之子【遺珠:它們依舊環繞著太陽運行(之二)】

(本文接續了「電影讀書會:滅頂與生還 ——索爾之子【遺珠:它們依舊環繞著太陽運行(之一)】」)


【關於沈默】


我說:「第一次看這部片的時候,我被索爾『沈默的承擔』所吸引。有一段時間,直到現在,我都還在思考關於沈默的意義、說話的意義。因為我一直無法全然信任『今天你不站出來,以後沒人願意為你站出來。』這樣的說法。


而阿多諾也說「奧斯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攝影也是。這種在界線前的謙卑,透過沈默傳達出來。苦難由於是不可在現地,因此我們必須謙卑地站在界線之前。我們的沈默與止步,或許只能藉由虛構的力量去嘗試接近界限後的事物,比如〈永盛街興衰史〉就是這樣,《浩劫》也必定是如此。


我一直在想:過快的發聲,是不是反而承擔不了任何事物?前陣子朋友傳給我莫里斯布朗肖的一句話:『說話,這在本質上就是把可見之物改變為不可見之物,就是進入不可分割的空間,進入到存在於自身之外的內在深處。說話,這就是建立在這個點裡:在那裡,話語需要迴盪和被聽到的空間,在那裡,空間在變成話語的運動本身的同時,成為知曉的深度與顫動。』裡面引用了里爾克的話語:『如果不是造就不在場的,不可見物的話語,那麼又如何承擔和拯救可見之物?』我以為,這是沈默與說話的迷人交會。你在說話的時候,也勢必得要意識到自己正承擔著什麼不可見之物,並也必須透過沈默,去承擔起可見之物。」


志誠說:「關於可見之物與不可見之物,我想到的是《徬徨少年時》(Demian)重新詮釋該隱的封印。人們為什麼會害怕該隱?因為他見證了人類道德經驗的極限。


我忽然聯想到,如果納粹果然將有關大屠殺的所有見證消滅殆盡,連他們自己也遺忘了。那麼若有個人,假設是那個片中最後消失在森林中的金髮男孩好了,他出來宣稱,他見證過大屠殺的存在。沒有人會相信他,因為這麼可怕的事不會是上帝以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會做的事。人們會反過來指控他,是他犯了罪,因為嫉妒而殺了自己的兄弟。」


【關於《週期表》】


子齊說:「我想到週期表中的〈鈦〉這一章,一開始只看書的時候沒什麼感覺,後來看了電影又搭配著剛剛的討論,這一章裡面的圓圈對我產生了不同的意義。我覺得李維以輕鬆的筆觸去寫這個圓圈、這個限制,其實是無比沈重的。」


【關於暈眩】


我在聚會中,也提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輕與重」,宸君接續著我提及了「暈眩」的感受,志誠於是說:「就像特麗莎,她一方面想擁有自己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正是集中營要剝奪的),一方面也fall in down,成為了弱的一方(托馬斯則是強的一方)、放棄成為唯一與獨特性。這是一種暈眩的處境。」


【關於歷史教育與德國的轉型正義】


宸君說:「我之前讀《文學理論倒讀》,裡面提到德國在面對大屠殺的歷史時,只會自虐式的道歉。他們對於納粹是極度敏感的。」


我回應宸君說:「我之前也有跟馨儀聊過,德國等西方國家對於納粹的法律,像是如果一個人行納粹禮,是會判十分嚴厲的刑責的。但我就會疑惑說,戰後出生的一代,或者像我們這樣的青少年,他們並不真正理解納粹的意義、大屠殺的意義,而他們又處於非常不穩定、衝動、質疑一切、追求自我的時期,很可能在沒有正確認知納粹的情況下就去模仿它。那是出於無知的模仿,這種無知也與他的生命狀態(青少年)連接在一起。這時候如果判他很重的刑責,甚至讓他往後的生命都必須背負這樣的印記,帶著罪咎活下去,真的是好的嗎?會不會牴觸了人性尊嚴?」


志誠說:「我覺得要讓戰後的世代理解大屠殺的狀態,真的只能靠文學、藝術。而不是歷史教科書(當然也是必要)那樣非常快地去judge。」


品薰說:「之前看某部作品時,裡面有講到日本人面對戰爭時的態度,發現其實和宸君剛剛講的差很多。他們是十分張揚自己的認罪的,甚至那套說詞都已經成為固定的想法,而失去了內部意義。他們就是固體了,我會想到那位想自殺的拉比,他把鋤頭丟出去,我就會想他是不是真的需要那個鋤頭。」


志誠將焦點拉回了我們在聚會中一直討論的「個人性」,他說:「那樣的認罪其實依舊是附著在集體性下,這時候我們就會疑惑,他們的認罪真的是出於對自我獨特性的認知?還是隨著政策才認罪的?


我覺得很重要的還是南非真和會的例子,那位奧比薩克思等人創建的制度。他就是要你去回憶,而不是只是說『我有罪、我認罪』。那樣的回憶就是回歸到你的個人性。集體的道歉(像是日本那樣,就算他以個人之口說出)不等同於個人的道歉。


那些人詳實的回憶才是被害人或其家屬真正需要的,他們真的care大屠殺是什麼嗎?納粹是什麼?或者在台灣,白色恐怖受難者們真的care白色恐怖是什麼?比起這些,他們care的或許真的只是自己死去的親人、愛人、友人經歷了什麼、如何死去。


這些加害者們有義務藉由回歸個人性的回憶,去補足那些『我的父親、我的朋友、我的丈夫』是什麼樣的人。」


【關於自殺】


志誠說:「面對這樣的歷史,我還是願意相信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我曾看過一句話:『因為我們面對死亡,我們才回過頭來看到什麼是活著。』而放置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或許可以說:『因為我們面對集中營,我們才回過頭來看到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文明。』


自殺的人其實都是熱愛生命(意義)的,因此對他們來說,自殺是一種安息、休息。他們是一種勇者的形象,一直在struggle,那種面對生命之虛無的struggle。」


馨儀則說:「關於自殺我會想到華萊士,他一直在面對生命中的無聊,一直在問:這種無聊的生命如何延續?他有一次演講,講題就叫做『這是水。』你意識到你無論如何都逃離不出水了。對華萊士所說,抵抗孤獨的同時就是進行孤獨。」


志誠回應道:「是啊,生命中沒有固定的意義在等你。每天早上起來,其實就是重頭開始。這其實很類似於薛西弗斯。所以重要的是不斷賦予生命意義。


古希臘哲人會說:『人之所以不為惡,是因為他不想和自己不喜歡的人相處。』而現代社會,則是說:『和自己相處是最難的。』那個『自己』就是thinking ego,當這個thinking ego不在了,就會有平庸的邪惡。現代的哲學其實很像是病理學(笑)。」


在我聚會後的幾天內,曾詢問過志誠一些我概念仍十分模糊的事物,其中一個便是卡繆的反抗。以下是他的回覆:


「我認為『上帝已死』是不必宣告了,這個時代早就接受了這樣的處境,而且一路直奔向前。卡繆認為死亡是最大的不正義,他甚至認為人類結社、組成社會,是為了對抗這樣的不正義:死亡、無生命、不存在non-being、無意義。


像是薛西佛斯一樣的反抗精神,神話裡的薛西佛斯正是太認愛生命了,才想辦法欺騙冥王,從他手上溜回來。莫梭最後說的: I laid my heart open to the benign indifference of the universe,是對『無意義』的反抗。這是希臘人深切感知的一件事,所以尼采在『悲劇誕生』中,才會想像異邦人面對雕像驚嘆,而有一段對話對異邦人說(大概意思):『這是一個如何的面對深淵感到暈眩,如何感受到酒神力量的民族,以至於需要那麼強大的太陽神的力量(雕像),好讓他們活下去。』


漢娜說的驚嘆,是讚美與思考,是永不停止的賦予意義的能力與意願,我覺得那就是卡繆的反抗。」



【以下是最後的分享,關於這次聚會的感想】


有一個聲音這樣說:「在回憶中意識到自己是共犯。」(然而我在回憶中,已忘記聲音的主人。)


宇雯說:「可能是剛從APDEC回來的關係,我會想的是為什麼他是一個孩子?我自己其實是很抗拒長大的,所以會很在意那些長大之後可能不在的事物。什麼是孩子擁有的?


志誠說:「是啊,當我們在回憶中意識到自己是共犯,就會產生一種原罪感。原罪來自於知曉善惡,你就不再是孩子了。」


昀昊則說:「我覺得那小孩其實就是基督。索爾抱起他的姿勢,是那樣的形象。」


晏寧說:「我沒有來得及看到電影,但我想這部電影一定會是讓我看完為之沈默的故事。我也覺得我永遠不會是一個準備好的狀態去接收這樣的東西。」


怡靜提到了辛波絲卡的詩:「剛剛有人講到電影裡那種『日常感』,我會想到辛波絲卡的詩:〈葬禮〉。裡面是很多在葬禮上的人的對話,對話內容漸漸變得很日常,聊許多日常的瑣事。日常是一種生活的必須,我們還是得要繼續過日子下去。」


志誠說:「推薦大家去一起讀《卡拉馬助夫兄弟》。漢納鄂蘭說過,我們(現代性)已經回不去希臘的永恆史觀(eternal return)了。我就會想,活在小說中也是永恆的。在重複之中,每一次都有新的意義。人其實是喜歡封閉式結構的,那是一種『家』的感覺。但這個世界其實不是這樣子。」


輪到我的時候,我是最後一個發言的人了。我說道:「對我來說收穫最大的是結尾的解釋、關於不同世代的孩子。我一直覺得最後的小孩是很輕盈的存在,不同於其他電影中的角色承擔著生命的重量,因此一開始傾向於將他解釋為幻象,但他又是個實體,可以被德軍利用。我也想過那孩子會不會是赫曼所說的『童年的傳說』。」


以下是辛波絲卡〈葬禮〉:


葬禮 ◎辛波絲卡 |譯 陳黎 /張芬齡

 
「這麼突然,有誰料到事情會發生」
「壓力和吸煙,我不斷告訴他」
「不錯,謝謝,你呢」
「這些花需要解開」
「他哥哥也心臟衰竭,是家族病」
「我從未見過你留那種鬍子」
「他自討苦吃,總是給自己找麻煩」
「那個新面孔準備發表演講,我沒見過他」
「卡薛克在華沙,塔德克到國外去了」
「你真聰明,只有你帶傘」
「他比他們聰明又怎樣」
「不,那是走道通過的房間,芭芭拉不會要的」
「他當然沒錯,但那不是藉口」
「車身,還有噴漆,你猜要多少錢」
「兩個蛋黃,加上一湯匙糖」
「干他屁事,這和他有什麼關係」
「只剩藍色和小號的尺碼」
「五次,都沒有回音」
「好吧,就算我做過,換了你也一樣」
「好事一樁,起碼她還有份工作」
「不認識,是親戚吧,我想」
「那牧師長得真像貝爾蒙多」
「我從沒來過墓園這一區」
「我上個星期夢見他,就有預感」
「他的女兒長得不錯」
「眾生必經之路」
「代我向未亡人致意,我得先走」
「用拉丁文說,聽起來莊嚴多了」
「往者已矣」
「再見」
「我真想喝一杯」
「打電話給我」
「搭什麼公車可到市區」
「我往這邊走」
「我們不是」


/


而就在我寫完了文章的初稿,並交由聚會的大家看過之後,志誠給了我這樣的回覆:「『投身』這個字讓我想到卡繆在阿爾及爾的夏天裡說的,『我們不說go for a swim,我們說indulge in a swim.』。有趣的是,查一下indulgence這字,在天主教裡,有大赦的意思。」


我沒告訴志誠的是,自從一年多前我參與了他所舉辦的讀書會,並在那兒與大家一起讀了〈阿爾及爾的夏天〉之後,「投身」這個詞彙便一直存在在我的思緒之中,好像有了生命似的。對我來說,面對生命就得要向卡繆所說的游泳一般,全身投入其中才可以。我十分喜愛(甚至感動)於志誠提到天主教的「大赦」意義,即便我處於「上帝已死」的世代,我仍相信那樣十分宗教性的感受,就如同漢娜·鄂蘭所說的「柏拉圖的驚奇」一般。



(寫於20160916)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