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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今日收到你的信,讓我有種見到老朋友的欣喜。大二的生活比起大一忙碌許多,接了社團、有了打工、同時也要顧課業。而我又舉起相機拍照了,因此想要慢慢地、細膩地記下每次按下快門的瞬間;對於暑假騎車環島的回憶,甚至是更久以前所思考卻沒能書寫的問題,我也都好想安置它們;同時,我的生活不可能暫停下來,有許多新的事物走向我,而我也想記住它們。零零總總加起來,真的是十分忙碌。
我最近(大概一兩個月前)收到一個網站的編輯來信,他說他看了我部落格的書寫與文章,想邀請我成為藝文版的專欄作家,一個月書寫一篇評論。我收到這個訊息時其實十分掙扎,但也十分高興。掙扎在於,我明確地知道自己的書寫速度,以及渴望的生活。我沒辦法承受過多的注視與眼光,也無法背負過多的期待,那會使我十分焦慮,因此無能誠實地書寫。我喜愛的作家曾定位他自己「在角落慢慢地寫作」,我想那樣適度地與外界保持觀看的距離,會是對自己溫柔、也是誠實的狀態。
在稍微溝通後,我試著寫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關於文·溫德斯,我看了他1970-80年代的幾部電影,同時閱讀了他的攝影集《一次》,並連結了班雅明的《柏林童年》與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如是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寫了大約8500字的文章。
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十分焦慮,就跟《歧路》中,那位想要成為作家的男人一樣。在那幾天裡,我每天睡眠時間只有五小時,身體因此出了點問題。而我想,身體出了問題(但不是多嚴重的問題)並不只是因為生理作息,內心所累積的不安、徬徨與焦慮,也藉由這一次半強迫的書寫釋放它們的能量。
我一方面相信著「恐懼與悲傷不需要被輕易撫平」、「保持不安與不滿」;一方面也十分渴求平靜、寧靜但豐饒的狀態。我以往有一段時間倚靠痛苦書寫,認為唯有痛苦的時候,才能夠書寫出誠實而真摯的文字,但我逐漸發現那樣的書寫並不長久,即便在當下感到欣慰,痛苦依舊存在在那裡。誠實並不只有一種,我明白對我來說,焦慮並不能使我踏實地進行創作,在此同時,我也絕對不想書寫容易書寫的事物,我認為那是成為創作者的角色定位。
因此我一面與焦慮搏鬥,一面在書寫到那輕微但深沈地敲打著我的內容時,感到富足。
在書寫時,我時常翻閱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我喜愛他那「第二人稱」的口吻,好似輕柔地對著讀者「你」訴說,而不是「他」、「她」或「他們」。也許因為是溫德斯的電影吧,我覺得用這樣的口吻再適合不過了。
有件對我而言十分重要的事,也在趕稿的期間發生。得知要盡快交出一篇稿件的那晚,我翻到了一位與我修同一堂課的同學的臉書,我並不真的知道那使我哭泣的原因是什麼?也許是自身的狀態太過於不安與脆弱,感到儲存於內在的耐性正以我無法阻止的速度流失;也或許是因為這麼久的時間以來,除卻了自己本身便十分喜愛的作家(這些人離我多麽遙遠啊)以外,我已經許久沒見過能夠真正打動我的文字了。
當那些文字在我的意識中產生意義,它們傳遞給我這樣的訊息:我這樣子的生活,究竟成不誠實呢?
我記得我在寢室默默流淚了一陣子,隨後爬下床扛著心愛的鐵馬走出宿舍,在凌晨的台北街頭騎行。我記得我看見了在夜晚才能夠進行道路清洗工作的工人與水車,以及修著防火栓的工人,我的車輪壓上了黑色的管線,工人的面孔與我擦身而過。
我承受著無法擺脫的自卑感入睡,睡得並不好。我迫切地想書寫完這篇稿件,並開始展開自己早已緩慢地構築的故事(當天回到宿舍,我確實幫故事寫了簡略的開頭)。我照樣生活、在早晨跑步、在校園隨意走走並拍下照片、在圖書館翻閱書籍、打開電腦凝視自己的文字、一次次地看著溫德斯的電影⋯⋯,寫出了這篇稿件。
這篇文章必須接近「評論」的性質、具備一定的公共性,且字數維持在三千字以內(但字數是可以調整的)。「評論」令我痛苦,我從來都不曾定位自己對於電影的書寫是「評論」,可能是因為自己也嘗試著創作,並曾經體會過創作的狀態的緣故吧,我確實沒有任何的自信以及勇氣去對其他作品進行「評論」。
也許還有其他原因,那樣的原因便是「創造性」。我明白評論的書寫也有創造性在其中,這已經是無須宣告的事了,然而,我依舊不認為評論的創造性,與創作小說、散文、詩、劇本、電影、故事⋯⋯這類創造了一個世界、一個宇宙、一個人生的創造性,是一樣的。那是不同的東西,我無法將它們的不同之處用任何數值呈現,或任何精確的字眼表達,但我深知自己明白:那是不同的東西。
我根本不想寫評論,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寫評論的意義。曾經有許多人對我說,那些有名的導演或作家,在拍自己的電影前也是影評起家的。但我並不相信他們真正「喜愛」寫影評,並能在寫影評之中得到滿足。如果他們可以,他們就寫影評就好了,為什麼之後要拍電影呢?為什麼要去創作?我想,他們不可能忽視自己內在生成的創作慾望,假裝那種慾望不存在,比起在創作過程中一次次意識到自己的不足與弱小,要痛苦上百倍。就像《碧海藍天》中的賈克不可能繼續過著被視為美滿的戀人生活,他必須回到深海,在那裡投身進入唯一且深沈的歸宿。
我想寫的是散文或小說。寫電影書寫的時候,我便試著把它當作寫散文,至少那個狀態我希望它盡可能接近於創作,並在其中嘗試著不同的書寫方法。畢竟,我真的不想要寫容易寫、可複製的事物,如果我在短時間之內就寫完它,或是僅單就電影本身,而沒有融入我的閱讀、我的經驗去寫它,我會非常羞愧。即便寫了,我也不會再看它。
在書寫稿件而感到痛苦的當下,我寫下:「我想寫的是能像山一樣一直在那裡的東西,即便現在的我距離入山口還有著像是馬里亞納海溝那般的距離。我不想跟隨華麗但轉瞬即逝的燄火(為什麼現在的人好像不依靠這個就活不下去?),如果能夠,我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去為那將熄未熄的營火添上乾燥的柴枝。」
那時,一位朋友在聆聽完我的痛苦時對我說:「千萬不要去承受不夠誠實的東西,那裡頭沒有光,就像書中提到的,火的不同性質。」那本書,便是我一翻再翻的《華氏451度》。
從高三以來,有個信念至今依舊被我珍視,那便是:人總要誠實、誠懇地活著。
在你前一封信中,寫著「我總害怕著,在閱讀更多,書寫更多之後,會不會因感受力更強,而承擔更多的悲傷。能不能,就好好的快樂?」這也令我想起了《華氏451度》。如果在國外有機會,你或許也能讀讀這本拯救了我的書呢。
信寫得有點長了,最後,我想用手邊正在閱讀的一本書暫時替這封信結尾:
「恐懼,讓我們的夜晚充斥太多光線,讓我們無法欣賞黑暗的景致,也讓我們忘了恐懼本身的意義。」(Paul Bogard,《夜的盡頭》,2014:108)
我想,我們也盡量不要讓自己忘記悲傷本身的意義吧。
(p.s. 我喜愛那個關於引力的故事。)
祝,
一切安好
(寫於201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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