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永和於那台灣社會解嚴後的自由民主化年代裡，提出「臺灣島史」的概念，強調台灣的島嶼性質，並將這座島嶼放置入海洋史的視野之中；周婉窈在曹永和所提出的「海洋臺灣」此一概念之上，又凝聚了「山之臺灣」的意象，我以為，如果說海洋臺灣代表的是：我們所不斷述說的「此處」戰勝了距離，因而廣及「他方」；那麼山之臺灣就不同於漫無邊際的海洋，而是一個面向自我的錨定點。唯有在這樣的兩極所形成的相依關係與拉力中，誕生了歷史的縱深與力量。
海洋臺灣與山之臺灣仍較於偏重於「人群」，而在這次我所閱讀的一些指定閱讀中，則比起前者更加強調了生態與地理環境的因素。比如在劉益昌〈聚落選擇與災變：從二〇〇九年莫拉克災區楠梓先溪流域考故遺址分佈談起〉一文中，首先概要地簡述了研究區域在地理分佈、地質屬性等層面的資訊，並以縱觀時間的視野，一一梳理了此處的人群遷移、定居聚落等動態的過程，以及在這樣的過程中，人群活動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殖民時期所帶來的殖民現代性與近代國家統治型態，對於這些聚落的遷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甚至改變了聚落選擇與環境關聯的方式。我於今年八月曾與朋友騎著鐵馬環島，其中一天便是從美濃途經甲仙，一路沿著台二十九來到那瑪夏。那是個長而不算好騎的上坡，我們在中途的小林平埔族群文物館稍作停留，那是我第一次較為深入地意識到那些遭遇時間洗鍊、土石掩埋、河流沖刷的哀愁，以及其中的脆弱與堅韌。也許是因為如此，我選擇了這篇進行閱讀。
在另一篇趙金勇的〈史前晚期東帝汶自然與人文地景的交互演化：歷史生態學的考察〉中，則是「歷史生態學」這樣的字眼十分吸引我。這篇文章提出了在西人深入這片土地前的檀香存量變化，不同於其他處於殖民狀態、並受到現代性衝擊的地域，其生態存量的變化很有可能來自於國家力量無孔不入地介入，帝汶的存量變化則是來自於聖嬰現象所引發的一連串影響。人群對於這樣現象的因應，也許是因為人類生命尺度與自然變化相比過於渺小，而難以在生存困境與那「超出此生」的環境未來中兼顧兩者，因此導致了當地生態環境的逐漸耗盡與衰弱。
在星期日（2016/10/2）的時候，我獨自一人從台大騎著鐵馬來到和平橋之前的海濱國宅（先前是八尺門聚落），在閒晃時遇見了一位中年男子，在他那好幾個小時的故事與講古之中，「颱風」頻繁地閃現在話語裏。我在讀這篇文章時想起那天的炙熱天氣，以及那位男子說話時時常露齒的笑容，每當這樣的時刻，我總能輕易地想像他年輕時的模樣。
（寫於2016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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