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出的故事是謊言，述說著真實的樣貌，一次又一次。」
——尼爾·蓋曼（Neil Gaiman），《華氏451度》導讀，2015:7
在這學期的社課規劃中，我們將進行一次不同於此次讀書會方式的聚會。我們將讀書，也看電影，我們所談論的將不是表面的資訊與知識，而是雷·布萊伯利在《華氏451度》中所描述的、圍繞著火光的人們的狀態：「在那團火焰周圍始終一片寧靜，那些男人的臉龐亦顯得安詳，總有時間的，總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坐在樹下、坐在生鏽的鐵軌旁，觀賞這個世界，憑藉眼神讓世界翻轉，猶如把世界放在火堆的中心，這些人共同鑄造出一塊鋼鐵般。」（2015:213）
這本書，也就是我們在那次聚會時所將閱讀的書。那時或許會是如葉慈（W. B. Yeats）的詩句——吳明益在《複眼人》中，將其作為後記的名字——「給與我傾談向火的人（To Some I have Talked with by the Fire.）」。
而我想，朋友C在我們一連串關於「真實」的談論中，問出了更加深沈而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大家要恐懼虛構？要否定虛構？它真的與真實違背嗎？」這個問題使我想起《華氏451度》，這本虛構的小說，在多少人心中迴盪真實的回聲。
在讀書會當下，我尚未閱讀過《華氏451度》，而從最近累積的一些記憶與觀察中試著回應。我提及了《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在這本書中，奇士勞斯基說明了自己之所以由紀錄片轉而創作劇情片的原因：「並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被描述的。這正是紀錄片最大的問題。拍紀錄片就好像掉進自己設下的陷阱一般，你愈想接近某人，那個人就會躲得愈遠。⋯⋯我害怕那些真實的眼淚，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權利去拍攝它們。」（Danusia Stok編，《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1995:134）
當時閱讀至此的我在一旁寫下「虛構所帶來的溫柔」。而紀錄片《浩劫》（Shoah）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話語——「猶太浩劫的獨特性就像周遭被火炬環繞，這樣的邊界無法跨越，因為最極致的恐怖是無法表達的。若有人敢誇稱已經跨越這道界線，那是觸犯了最嚴重的禁忌。」——對我來說，也都是一樣的面貌。香港作家董啟章也在他的短篇小說〈永盛街興衰史〉中，創造了一個返回香港的男子。他說：「在殖民地走向終結的時候，我們忽然醒覺到自己腦袋的空白，急於追認自己的身份，但卻發現，除了小說，除了虛構，我們別無其他的依仗。歷史敘述變成了小說的一種，沒有人能堅持自稱純粹整理史料的偽裝。」
溫柔從何而來？或許是從堅定地肯定界限的存在而來，那界線就是朗茲曼所說的「邊界」。朋友D隨後說的、引用自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話語「奧斯維茲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相同的意義。邊界之後的世界只能夠由虛構而得，正因為那世界的真實，是我們永遠抵達不了的彼岸。
（寫於20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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