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心得：周浩《大同》（2015）

《大同》

一、大同

此部紀錄片的的片名《大同》既是指形而下的實在、可見之物（山西省大同市），同時也指向了形而上的不可見之物，同時也是以種以拋擲作為姿勢所進行的探問——那樣的拋擲姿勢，以攝影機作為形象，而那探問則回應了傳統中國以來的渴求——「大同」世界是否存在？或者，「大同」世界本身的價值，是否是我們所要追求的？

二、觀看的距離

周浩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他明白「觀看的距離」這樣的道理。而他甚至將此一道理提升至另一個層次：距離不再只是攝影機與被攝者之間的距離（無論是實際的，抑或是抽象的），而是他觀看整部電影的問題意識，與那問題意識之間所保持的距離。因此，他會說：「作家永遠要站在雞蛋的那一方，向石頭抗爭。但我並不完全認同，我更喜歡的是退一步，不往死胡同裡鑽，可以說的話反而更多。《大同》聽了官的聲音，聽了民的聲音。我希望我是立得住的，而不是選擇了一種立場，終有一天被反對的聲音淹沒。剪輯時，我對剪輯師說，我希望二十年後回頭看，它還能成立，像美酒一樣愈陳愈香。我是站在這樣的高度把握分寸問題，也許我的野心更大。」

「退一步」所招致的空隙，就是觀看的距離。而這樣的空隙正是觀眾得以進入、並賦予觀眾在觀看影像的同時擁有能動性的關鍵：周浩拍攝出強拆下的哀愁、憤怒與無以為繼，也拍出了感謝拆除與建設的人民，在這之中，「現代法治」與「傳統父母官」兩種力量會流並形成的衝突，則清晰地在一位被強拆的母親身上，得到立體的體現。她對著攝影機，在依舊是孩子的兒子身旁，說：「我要如何教育孩子？要叫他守法、服從法令呢？還是要他背離法律呢？」；周浩同樣拍攝出了周彥波作為一承擔公共責任的市長，以及一承擔個人責任的父親、丈夫兩者之間的衝突。同時也藉此提問（而非定義）：一位公眾政治人物的好壞，能藉由他捨棄多少私人責任（也就是所謂對私領域的「犧牲奉獻」）來決定嗎？理想主義始終攫住周彥波，那種理想主義使他鞭策自己，同時與外界連結，然而，這兩種不同方向的活動，各自都幾乎不存在任何質疑的空間，這使得他的理想主義招致了一種危險，那種危險，或許能夠稱之為「狂熱」。

三、大無畏的溫柔

這依舊是我作為進入「空隙」的觀者，所做出的判斷，而非周浩。然而，周浩的影像，以及他作為敘事者所創造的距離，使得我們同樣能在周彥波身上，察覺了身而為人的共通特質。

周浩無疑是在生活中足夠成熟、沈穩、平實的紀錄片工作者。他說：「為了生活，人有時候是選擇性記憶，忘掉不愉快的事情，但紀錄片又會努力想把那些事記下來，有時違背人性。以前總覺得記錄愈多愈好，後期常覺得，該遺忘的還是遺忘吧，不一定非得把現實勾勒出來。順其自然，有些記憶就讓它消失吧。」基於這句話，以及他所身處當下拍攝、將素材進行敘事剪輯後所產生的作品，我相信他對於人性的體悟與溫和理解，已不能夠僅僅用「關注社會議題」來概括。

也因此，他有著對於結構性的理解視野：大同是個什麼樣的城市？市長如何再造它的歷史？在再造的過程中，哪些聲音被聽見？哪些話語被傳遞？在此同時，周浩勢必也擔任著話語抉擇、取捨的位置；而他同樣有著對於人的隱晦狀態，有著深沈的凝視。這種凝視不訴諸控訴與過於豐沛的情感，有時甚至看似無情，其實卻是更加長遠廣大的溫柔（是的，這正是影像所能夠帶來的力量）。於是我們也能夠理解（但未必認同），一位承擔著公共責任的人，他的理想如何殘留著傳統中國的文化願景、共產中國的實踐方式；以及他的某些情緒與欲望，如何掙脫國族、性別、階級等等的界線，與人類的情緒與欲望產生共鳴。

四、紀錄片是動態的過程

而紀錄片，永遠都是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鬥爭與角力，這種互動關係並非基於敵意與篡奪，而是在實踐拍攝的過程中，朝著名為「平等」的遠方邁進的必然結果。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存不存在平等？我認為，「靜態的平等」是不存在的，紀錄片的拍攝也不渴求那樣的事物。然而，「動態的平等」卻始終為它所渴求。如果說拍攝者的武器是攝影機，當按下錄影鍵並確實拿取了什麼之時，更隱晦而不可見的影響卻是出自於被攝者。我們太容易認為總是攝影者在主宰（用極端一些的詞彙便是「剝削」）著被攝者，以及整個影片的敘事，因為我們是透過攝影者的鏡頭望向世界的風景；然而，除卻這些顯而易見的事物後，剩餘的是什麼？是被攝者所傳遞，甚或改變整個敘事的眼神及話語。這樣的眼神及話語，絕非批判「攝影者在剝削被攝者」這樣的簡單言詞（這句話多麼容易說出口）可以概括，甚至這樣的簡單言詞，在根本上就否定了被攝者的能動性，將被攝者定義為永遠的弱勢，也將他們拒之於鬥爭與角力的入口之外。

唯有實際拿起攝影機的人，才能夠真正體察那樣一瞬之間（是的，那樣的瞬間來的非常快速）明瞭自身侷限的感受。以及，當被攝者凝視著你，那眼神宛若能將鏡頭損毀的感受。周浩勢必也明白，正因為他確實是個誠實、踏實、紮實的紀錄片工作者。

（寫於20161125）

隨筆與雜記：責任

今晨得知一個半月前書寫的〈回望中才能理解的重負：文溫德斯的上帝之眼〉（http://www.cinezen.hk/?p=6968） ，在前天已經刊出了。我在兩個月前收到一個媒體藝文版編輯（並非文章刊登的這個媒體）的邀稿來信，內容是說，他看了我在另一空間書寫的文章，想邀請我成為藝文版的專欄作家，一個月書寫一篇約莫三千字的評論。

當我實際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價值會一直被粉碎，最後只有責任倖存下來。這種責任很接近信念，我時常想，一個人存在的重量，或許就依憑於此吧。

這篇文章是關於文·溫德斯。前幾個月台北有了他的修復影展，我因此得以看了他1970-80年代的幾部電影。在此同時，我也閱讀了他的攝影集《一次》，其中的一段話總令我想起了班雅明的《柏林童年》。書寫的時間裡，我依舊像現在一樣，時常翻閱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我喜愛他那「第二人稱」的口吻，對我來說，那是私密性的書寫之所以有著公共意涵的關鍵，也就是「分享的意願」。

書寫期間，我反覆聽著《公路之王》中的樂曲，當它播放至Heinz的Just like Eddie時，我感覺自己就處於溫特的車內，與他們一同在風的吹送下唱著歌。

從高二以來便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師長（同時也是朋友），在看了這篇文章後對我說：「蘇珊桑塔格說評論者要做的事將作品表面擦亮，讓作品更透明（大概是這個意思），讓作品自身來說話，這篇是有做到的。」而另一位則對我說：「讀你的文章油然而生的是共同悲劇的傷感。」收到他們的回應後，我選擇了拒絕編輯的邀稿。

/

我並沒有自信說服自己，我的書寫達到了同是師長也是朋友的他們所說的狀態，然而，他們的話語依舊使我重新相信了，對於電影的書寫是有意義的。

收到邀稿的信息時，我十分掙扎，但也十分高興。掙扎在於，我明確地知道自己的書寫速度，以及渴望的生活。我沒辦法承受過多的注視與眼光，也無法背負過多的期待，那會使我十分焦慮，因此無能誠實地書寫。我喜愛的作家曾定位他自己「在角落慢慢地寫作」，我想那樣適度地與外界保持觀看的距離，會是對自己溫柔、也是誠實的狀態。

因此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非常地焦慮（甚至痛苦），在那幾天裡，我每天的睡眠時間使身體出了點問題。而我想，身體出了問題（但不是多嚴重的問題）並不只是因為生理作息，內心所累積的不安、徬徨與焦慮，也藉由這一次半強迫的書寫釋放它們的能量。我一方面相信著「恐懼與悲傷不需要被輕易撫平」、「保持不安與不滿」；一方面也十分渴求平靜、寧靜但豐饒的狀態。我一面與焦慮搏鬥，一面在書寫到那輕微但深沈地敲打著我的內容時，感到短暫的富足。

在書寫而感到痛苦的當下，我曾經對朋友說：「我想寫的是能像山一樣一直在那裡的東西，即便現在的我距離登山口，還有著像是《何處是我朋友的家》裡，那條蜿蜒、宛若沒有盡頭的山路一般的距離。我不想跟隨華麗但轉瞬即逝的燄火，如果能夠，我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去為那將熄未熄的營火添上乾燥的柴枝。」

他在聆聽完我的痛苦時對我說：「千萬不要去承受不夠誠實的東西，那裡頭沒有光，就像書中提到的，火的不同性質。」那本書，便是我一翻再翻的《華氏451度》。

/

最近我把臉書應用程式與Messenger從手機刪除，想要盡可能地延長遠離喧擾的時間。為了書寫一些文章，我也重新將自己投入那片寧靜的過往，讀著以往所寫的雜記，恍惚之間便看見了一年前，以及在這一年之間的自己。大一下學期是我認為我最誠實的生命階段。沒做什麼事，甚至沒爬什麼山，也沒騎什麼車，只是不斷地潛入生活，實踐著「書寫的責任」。

朋友最近的一篇貼文使我在一堂課的期中考試裡強忍著激動的情緒，並在步出文學院時流下並不寧靜的眼淚。他書寫的內容，是那時我們在台十一上的水璉國小與不久後的騎行。而我依舊記得那時昆蟲在一瞬之間飛行、陽光穿透透明的樹木。我們坐在鞦韆上，手機裡傳出的是《秦皇島》的不插電版本。鞦韆輕微地搖晃，而我問他：「你在爬山、騎車、旅行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不當作家、當不了作家，其實也沒有關係？甚至發現自己其實並不想成為作家，只要能好好爬山、好好騎車、好好誠實地生活就好了。」

他說：「會呀，其實一直都是這樣，與其說成為作家，不如說那是一種書寫的責任吧。」

我凝視這個詞彙背後的物事，並被深深地打動。書寫之所以能夠長久，是因為它始終對於某些人來說，是通往誠實的傳說與道路。而誠實，總是與責任密切相關。

我對他說：「我總覺得，世界上能成為作家的人很多，但是擁有偉大心靈的人十分稀少。」因為要在巨大的現實之前抗拒誘惑，同時明瞭並承擔起自己內心最堅韌的物事，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而我總記得傅柯說，對於界線的考察正回應了我們對於自由的渴望。

在他那篇貼文的末尾，他寫道：「身體能為自己做的事很多，而我也因此相信，走過的路未來也會走進腦袋中的，就不要擔心了。」

/

而我也逐漸明白：當我實際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價值會一直被粉碎，最後只有責任倖存下來。這種責任很接近信念，我時常想，一個人存在的重量，或許就依憑於此吧。

這時，我也會痛苦地發現評論式話語的無用與輕盈，並且開始學習沈默的意義。然而說話與沈默之間存在著交換與交易、借貸與償還，我逐漸明白經濟學的意涵，以及約翰·伯格為何將那篇文章，取名為〈死者經濟學十二論〉。即便是沈默無聲，尤其是沈默無聲，不代表另一種言語傳遞不被聽見，同時，也不代表自斬了歷史的舌根。這同樣是約翰·伯格輕柔地告訴我的。

也許，就不必太過於擔心了吧。僅僅保有清明的覺知，緩慢地、不甚明確地朝著某個尚未定型、依舊模糊的遠方走去。

（寫於20161123）

隨筆與雜記：身體是美麗的

「距離」能幫助人面對許多苦痛。在我出了急診室、一位朋友得知我進急診室的原因後，用訊息對我說：「忘記是哪一個詩人說勇氣是年輕人閃閃發亮的鎧甲。」啊啊，的確是這樣，在旅途中受了傷之後的傷口總是閃閃發亮，而佈滿傷痕與皺褶的身體是美麗的。

當我在顛頗的山路下坡時，早已察覺到煞車失靈了，於是我只能順著山路的走向滑下去。然而這條從水璉翻海岸山脈到月眉的「花蓮38-1」，在過了8k之後便十分地陡，佈滿了碎石與爛泥（天啊，真的是我騎過最爛的路），現在回想起來，人還在車上時的震動程度，大概是連牙齒因震動太過劇烈，而發出的咬合聲音也聽的一清二楚的那種。我很快在6至7k處面臨一個大轉彎，然而我已經完全無法把鐵馬的龍頭拉回來了，於是直直地衝撞上山路旁的柵欄。我想，或許那瞬間除了沒把握把龍頭拉回來之外，大概還靠著身體直覺吧：幸好是撞上柵欄，也幸好有柵欄，否則我絕對不是只縫了十七針而已。

我的反應速度可能還是太慢了，照朋友的說法便是「哎，你不太會摔車」。察覺煞車失靈的那段時間裡，其實並不存在著真實的時間。如果說去年山難時的墜落，時間就好像被竊取、損毀，或是憑空消失；那麼這次倒比較像是那時被收去的時間，突然又降臨在我的身體上。只是在這段無限綿長的時間裡，我意識清醒地明白自己必然卻無法阻止的結局，那時，我腦內填塞著「煞不住了」、「要撞上去了」之類的念頭。「無法阻止的必然悲劇」，就像典型的希臘式悲劇似的。

啊，不過我倒不覺得自己經歷了一場悲劇。我異常冷靜地確認自己頭部沒有外傷後，把車扶起靠在被我撞開的柵欄上，這時才察覺長褲上有著血跡。血跡的範圍並不大，痛覺也尚未像風或者海浪之類的事物朝我湧來，於是我猜大概只有擦傷而已。我緩慢地捲起褲管，然後經歷了「絕無僅有的一刻」。

絕無僅有的一刻有著這樣的特質：你在其中感到自己經歷了永恆，而讓你產生這樣感受的事物，甚至超出你的理解與經驗範圍之外，因此就好像與神照面似的。在那一刻，我看著幽暗、幽深、如同隧道一般讓我彷彿聽見回聲的傷口，就像是與某種生物的古老眼神，出其不意地交會一樣。「赤裸」。是的，在交會的那一刻，雙方同時都被剝去了外衣，回到了吃下善惡果之前的赤裸軀體，同時不感到羞恥。

傷口目測有七公分長，十分地深，我猜或許有兩公分左右的深度。脂肪層已經翻了出來，但還沒有到見骨的程度。我深吸了一口氣，連忙用雙手固定傷口的縫隙，這時一同騎車的朋友出現在路的另一端，我記得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傷口很噁心，不要看。」朋友在聯絡上救護車後，對我說：「欸，你是我看過最冷靜的傷患。」我則回他：「人生比這難的事還很多呢，不受點傷哪較活著。」雖然是一貫垃圾話的語氣，不過我倒是十分認真地這麼認為。

人總要經歷有力的苦痛。我所喜愛的紀錄片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便曾在座談時說，現代人太容易覺得「危險」是不好的事物，並把它排斥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然而危險是生命的常態。生存在世界上，本身便是危險的。

而令我重新相信影像的力量的導演沈可尚，也曾說他在拍攝《築巢人》時，感受到一種直覺：他必須把自己放置在危險的「氣泡」之中。在他的拍攝過程裡，他必須確保被他拍攝的對象，同樣有著對抗他的武器（而這樣的武器時常比起攝影機更加赤裸）。

沈可尚在《築巢人》的訪談時，也提及「觀看的距離」。在我的理解裡，那是一種「疏離感」。我相信對於影像有一定敏銳程度的人，都能較為輕鬆地在日常生活中施展這樣疏離的技藝，也就是漢娜·鄂蘭在《心智生命》中所說的、心智運作的必然條件便在於「遁離於表象世界之外」。

正因為距離如此重要，它能幫助人面對許多苦痛。而我確實不覺得自己經歷了一場悲劇，甚至有點驕傲。我想起那本小說中的話語「痛苦的生命才有尊嚴」，雙手上的血已緩慢凝固，而這時輕柔的風、蟲鳴與心底的微笑，也緩慢凝結成那堅實、堅韌的核心。

/

躺在救護車上的角度十分適合看雲，然而我依舊不太會認雲的名字。一旁的醫護人員正幫我測血氧與血壓。我偶爾也用手機的備忘錄記下今天騎車時曾思考的、摔車後曾觀察的事物，許多時候，則想起了當我信任著心愛的車，賣力踩下踏板爬升到高處時，所見到的景色。群山就在雲裡，而海在彼端，太陽光每日都從海上來，並緩慢地覆蓋上陸地。

比起縫腿部，記憶中縫臉痛多了。幸好腿上的傷口並沒有傷到肌腱與骨頭，只要好好養傷，往後車還時能騎、山還是能爬、路也還是能走下去。由於傷口十分地深，因此得要縫兩層，後來護理師數給我看，說內層（脂肪層）大概縫了7-8針，外層則縫了9針。她是個十分健談的人，在縫針的時間裡，我們從歷史與歷史系，聊到護理師的工作環境。《夜的盡頭》裡有一章也提及了醫療人員的夜班制度，然而書還留在台北的宿舍裡，只能等待回到台北時再重新翻閱。

因為傷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好起來，又不能讓家裡知道自己又受傷了，返家的日子便得一再拖延。而返回北部卻迫在眉睫，明日便得從東華大學經歷漫長的轉車回到台北，希望傷口一切安好。

（寫於20161113）

隨筆與雜記：悠閒、自由與獨立

自從去年六月底，我在南橫騎過嘉寶隧道與下馬產業道路、進到轆轆溫泉的登山口，隔天清晨在山頂準備下切時滾落三、四層樓高度之後，至今陸續爬了鹿窟尖山、八富稜線、三角崙山。過了一年多的時日，我好像終於能夠好好處理那時山難的回憶。


漢納鄂蘭曾經在說明「心智」時提及奧古斯丁，並引用他的話語：「『存留於記憶的⋯⋯是一物件⋯⋯。但是當我們記取時，所得到的卻是另一截然不同的物件。』因為『貯藏與積蓄在記憶裡的是一物，但是刻印在正憶起那記憶者的思想中的，卻是另一物。』」當我讀到這一段文字時，感到自己鬆了一口氣。那種欣慰的感受來自於：奧古斯丁所描述的「記憶」好似擁有自己的生命，當它不再為人所佔有，它會活進那不可見的、自足而存在的時間表裡，在森林之間的縫隙裡。約翰·伯格將這樣的存在，稱之為「物事」（event）。


去年的那天，我與朋友們在關山市場吃著傳統的麵食當作早餐，其中一位朋友在昨日已騎著鐵馬從西雙版納進到寮國。當時的他用一貫的垃圾話語氣說：「欸，要好好吃啊，這是最後的早餐了喔。」現在想起來，那餐倒是不至於成為最後的早餐，但山難後，由於人中的撕裂傷而在鼻下縫了四針左右，那時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只依靠流質的食物，傷口時常腫脹而疼痛。


吃完了早餐、在關山的超市買完食材跟雨鞋後，我們就將登山背包綁在鐵馬的後貨架上頭，從關山騎往海端，然後一路騎上南橫。我記得當時那位朋友的規劃是騎車環島加上爬山，而轆轆溫泉只是第一座山而已，在原先的計劃中，接下來還打算爬畢祿山、清水大山。今年再次環島時，我們依舊騎了南橫新武部落前的一小段，從那兒便能見到當初摔落的那座山頭。


在騎鐵馬的狀態中，有一點與登山很接近，有時也與進入書寫的狀態很接近。它們總是以不同的力道捶打（並粉碎）著我所擁有的稀微自信、勇氣與價值，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它們有著能夠令人上癮的特質，那樣的特質就像梭羅在《一個人的遠行》中所說的，「悠閒、自由與獨立」。如果能夠，我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始終追趕著這樣的生活。


騎鐵馬上坡時，耳邊靜謐地好像只會聽見汗水低落的聲音，這時就將自己潛入最深沈的內在處所，在那兒等待著將臨的未知之物。那樣的未知之物只會在經歷一段長長的上坡路之後，在下坡時伴隨著歌聲而顯現。即便它顯現在你眼前，你依舊不知道它的名字。


騎著鐵馬在南橫下坡時，伴隨在耳邊的則是風聲、新武呂溪的溪水聲、樹葉顫動的聲音。這時就讓自己躍入外在世界之中，仔細記住每一陣風的紋路。


山難之後，有好長一陣子我十分畏懼（但依舊十分嚮往）山，甚至連騎鐵馬、走過田埂、奔跑下樓梯等等隱含著墜落危險的活動，我都恐懼地拒絕。直到今年環島之後，我才又無法自欺地承認，我所恐懼地拒絕的世界，才是真正吸引我的世界。我依舊喜愛電影，但我對於一整天待在室內、幾乎不間斷地觀看影像感到痛苦；我也依舊渴求知識，然而我總是在課堂的當下，深刻地感受到這些課程再如何有趣，它們都無法帶我去到什麼地方。


這幾天以來，我一面小心翼翼地翻閱從圖書館借來的《與子偕行》，一面用OsmAnd查看楊南郡與徐如林走過的路線。年代久遠的書籍就像風化片岩一樣易碎，而他們的文字是山，我沈浸在他們以文字作為石頭，而鋪成的道路中，眼睛盯著小小的手機屏幕，路線在黑暗的宿舍中發起光來。


這星期週末就要爬雪山了，我依舊會在看到下坡時，感到墜落的畫面在眼皮底下爆炸，然而山總是要爬的。即便口中說著自己不敢再跟著那位朋友爬山，但還是希望自己再強壯一點、再敏銳一點，因為到頭來，我也只有在跟著他們爬山、騎車、移動的時候，才感覺自己稍微追趕上那「悠閒、自由與獨立」的生活一點點。


我還記得山難前在登山口附近紮營的那一晚，星塵亮得能夠覆蓋地面，就像下了一場雪一樣。夜裡傳來山羌的叫聲，而升起的火就像心一樣搖曳。我的存在在火光之中，壓實了自己的影子。




（寫於20161101）

書信：20161025，給W

W：

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今日收到你的信，讓我有種見到老朋友的欣喜。大二的生活比起大一忙碌許多，接了社團、有了打工、同時也要顧課業。而我又舉起相機拍照了，因此想要慢慢地、細膩地記下每次按下快門的瞬間；對於暑假騎車環島的回憶，甚至是更久以前所思考卻沒能書寫的問題，我也都好想安置它們；同時，我的生活不可能暫停下來，有許多新的事物走向我，而我也想記住它們。零零總總加起來，真的是十分忙碌。

我最近（大概一兩個月前）收到一個網站的編輯來信，他說他看了我部落格的書寫與文章，想邀請我成為藝文版的專欄作家，一個月書寫一篇評論。我收到這個訊息時其實十分掙扎，但也十分高興。掙扎在於，我明確地知道自己的書寫速度，以及渴望的生活。我沒辦法承受過多的注視與眼光，也無法背負過多的期待，那會使我十分焦慮，因此無能誠實地書寫。我喜愛的作家曾定位他自己「在角落慢慢地寫作」，我想那樣適度地與外界保持觀看的距離，會是對自己溫柔、也是誠實的狀態。

在稍微溝通後，我試著寫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關於文·溫德斯，我看了他1970-80年代的幾部電影，同時閱讀了他的攝影集《一次》，並連結了班雅明的《柏林童年》與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如是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寫了大約8500字的文章。

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十分焦慮，就跟《歧路》中，那位想要成為作家的男人一樣。在那幾天裡，我每天睡眠時間只有五小時，身體因此出了點問題。而我想，身體出了問題（但不是多嚴重的問題）並不只是因為生理作息，內心所累積的不安、徬徨與焦慮，也藉由這一次半強迫的書寫釋放它們的能量。

我一方面相信著「恐懼與悲傷不需要被輕易撫平」、「保持不安與不滿」；一方面也十分渴求平靜、寧靜但豐饒的狀態。我以往有一段時間倚靠痛苦書寫，認為唯有痛苦的時候，才能夠書寫出誠實而真摯的文字，但我逐漸發現那樣的書寫並不長久，即便在當下感到欣慰，痛苦依舊存在在那裡。誠實並不只有一種，我明白對我來說，焦慮並不能使我踏實地進行創作，在此同時，我也絕對不想書寫容易書寫的事物，我認為那是成為創作者的角色定位。

因此我一面與焦慮搏鬥，一面在書寫到那輕微但深沈地敲打著我的內容時，感到富足。

在書寫時，我時常翻閱約翰伯格的《留住一切親愛的》，我喜愛他那「第二人稱」的口吻，好似輕柔地對著讀者「你」訴說，而不是「他」、「她」或「他們」。也許因為是溫德斯的電影吧，我覺得用這樣的口吻再適合不過了。

有件對我而言十分重要的事，也在趕稿的期間發生。得知要盡快交出一篇稿件的那晚，我翻到了一位與我修同一堂課的同學的臉書，我並不真的知道那使我哭泣的原因是什麼？也許是自身的狀態太過於不安與脆弱，感到儲存於內在的耐性正以我無法阻止的速度流失；也或許是因為這麼久的時間以來，除卻了自己本身便十分喜愛的作家（這些人離我多麽遙遠啊）以外，我已經許久沒見過能夠真正打動我的文字了。

當那些文字在我的意識中產生意義，它們傳遞給我這樣的訊息：我這樣子的生活，究竟成不誠實呢？

我記得我在寢室默默流淚了一陣子，隨後爬下床扛著心愛的鐵馬走出宿舍，在凌晨的台北街頭騎行。我記得我看見了在夜晚才能夠進行道路清洗工作的工人與水車，以及修著防火栓的工人，我的車輪壓上了黑色的管線，工人的面孔與我擦身而過。

我承受著無法擺脫的自卑感入睡，睡得並不好。我迫切地想書寫完這篇稿件，並開始展開自己早已緩慢地構築的故事（當天回到宿舍，我確實幫故事寫了簡略的開頭）。我照樣生活、在早晨跑步、在校園隨意走走並拍下照片、在圖書館翻閱書籍、打開電腦凝視自己的文字、一次次地看著溫德斯的電影⋯⋯，寫出了這篇稿件。

這篇文章必須接近「評論」的性質、具備一定的公共性，且字數維持在三千字以內（但字數是可以調整的）。「評論」令我痛苦，我從來都不曾定位自己對於電影的書寫是「評論」，可能是因為自己也嘗試著創作，並曾經體會過創作的狀態的緣故吧，我確實沒有任何的自信以及勇氣去對其他作品進行「評論」。

也許還有其他原因，那樣的原因便是「創造性」。我明白評論的書寫也有創造性在其中，這已經是無須宣告的事了，然而，我依舊不認為評論的創造性，與創作小說、散文、詩、劇本、電影、故事⋯⋯這類創造了一個世界、一個宇宙、一個人生的創造性，是一樣的。那是不同的東西，我無法將它們的不同之處用任何數值呈現，或任何精確的字眼表達，但我深知自己明白：那是不同的東西。

我根本不想寫評論，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寫評論的意義。曾經有許多人對我說，那些有名的導演或作家，在拍自己的電影前也是影評起家的。但我並不相信他們真正「喜愛」寫影評，並能在寫影評之中得到滿足。如果他們可以，他們就寫影評就好了，為什麼之後要拍電影呢？為什麼要去創作？我想，他們不可能忽視自己內在生成的創作慾望，假裝那種慾望不存在，比起在創作過程中一次次意識到自己的不足與弱小，要痛苦上百倍。就像《碧海藍天》中的賈克不可能繼續過著被視為美滿的戀人生活，他必須回到深海，在那裡投身進入唯一且深沈的歸宿。

我想寫的是散文或小說。寫電影書寫的時候，我便試著把它當作寫散文，至少那個狀態我希望它盡可能接近於創作，並在其中嘗試著不同的書寫方法。畢竟，我真的不想要寫容易寫、可複製的事物，如果我在短時間之內就寫完它，或是僅單就電影本身，而沒有融入我的閱讀、我的經驗去寫它，我會非常羞愧。即便寫了，我也不會再看它。

在書寫稿件而感到痛苦的當下，我寫下：「我想寫的是能像山一樣一直在那裡的東西，即便現在的我距離入山口還有著像是馬里亞納海溝那般的距離。我不想跟隨華麗但轉瞬即逝的燄火（為什麼現在的人好像不依靠這個就活不下去？），如果能夠，我願意花一輩子的時間，去為那將熄未熄的營火添上乾燥的柴枝。」

那時，一位朋友在聆聽完我的痛苦時對我說：「千萬不要去承受不夠誠實的東西，那裡頭沒有光，就像書中提到的，火的不同性質。」那本書，便是我一翻再翻的《華氏451度》。

從高三以來，有個信念至今依舊被我珍視，那便是：人總要誠實、誠懇地活著。

在你前一封信中，寫著「我總害怕著，在閱讀更多，書寫更多之後，會不會因感受力更強，而承擔更多的悲傷。能不能，就好好的快樂？」這也令我想起了《華氏451度》。如果在國外有機會，你或許也能讀讀這本拯救了我的書呢。

信寫得有點長了，最後，我想用手邊正在閱讀的一本書暫時替這封信結尾：

「恐懼，讓我們的夜晚充斥太多光線，讓我們無法欣賞黑暗的景致，也讓我們忘了恐懼本身的意義。」（Paul Bogard，《夜的盡頭》，2014:108）

我想，我們也盡量不要讓自己忘記悲傷本身的意義吧。

（p.s. 我喜愛那個關於引力的故事。）

祝，

一切安好

（寫於20161025）

電影讀書會：給與我傾談向火的人——華氏451度【 宣傳】（聚會名稱引用自吳明益《複眼人》後記）

Fahrenheit 451

「……你知道像這樣的書為何這麼重要嗎？因為書有質量。質量是什麼意思呢？對我來說，就是質地。這本書有毛孔、有特徵，它可以放到顯微鏡下檢視，你會在鏡片下看見生命，無窮豐富的生命自眼前流過。毛孔愈多，你在這張紙上每平方吋所紀錄的生命細節也就愈真實，你也會變得更『文學』。……

「現在你知道為何有人憎恨、討厭書了嗎？它們會顯示生命臉上的毛孔。在安樂中的人只想看見月光般瑩白的蠟像臉，沒有毛孔、沒有毛髮，也沒有表情。我們生活的時代，花兒努力倚靠著花兒存活，而不是仰賴豐沛的雨水和黑色沃土。就連煙火，如此美麗的東西，都是來自於土地中的化學反應，但我們卻認為自己不必完成生命循環、回歸現實，便能種植、餵養花朵和煙火。⋯⋯」（雷·布萊伯利，《華氏451度》，2015:127-128）

/

這個月的月底（2016/10/23，週日），我們將會進行一次電影讀書會。書籍方面，我們讀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1953年出版的《華氏451度》（ Fahrenheit 451）；電影則是看法蘭索瓦·楚浮（François Truffaut）於1966年改編的同名電影。

吳明益在《複眼人》後記〈給與我傾談向火的人〉中，以葉慈（W. B. Yeats）的詩句（ “To Some I have Talked with by the Fire.”）劃開手中的火柴，如是照亮了它。而就是在它邁入尾聲的時刻，這樣的語句跳躍在火光之中：「就彷彿在一個將熄未熄的爐火前，為那小小的、圍聚的聽眾，編織一個故事。火光在一些人的眼裡燃燒，有人臉頰被映照得微紅，有人靠著牆沉沉睡去，有人眼裡深處慢慢凝聚出像針尖一樣大小的淚水，有人終於在某一個時間點站起身來，開門離開。門外下著不大不小，像浮世繪畫作裡的那種，直線的雨。」（2011:367）

正是《華氏451度》，雷·布萊伯利也點燃了火。同樣在那將熄未熄的火前，每個人的沈默都代表了一個或數個故事，以及在這些故事之中的，柔韌可塑的記憶。他是這麼寫的：「在那團火焰周圍始終一片寧靜，那些男人的臉龐亦顯得安詳，總有時間的，總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坐在樹下、坐在生鏽的鐵軌旁，觀賞這個世界，憑藉眼神讓世界翻轉，猶如把世界放在火堆的中心，這些人共同鑄造出一塊鋼鐵般。」（2015:213）

正如《華氏451度》主角在結尾輕聲地呼喚：「⋯⋯凡事都有定期，沒錯；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沒錯；靜默有時，言語有時，沒錯；⋯⋯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雷·布萊伯利，《華氏451度》，2015:238）

沒錯，總有時間的。這樣的時間並非那「始於十八世紀歐洲、與實證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息息相關的線性時間觀」（約翰·伯格，《留住一切親愛的》，2015:199），而是允許「物事（event）」被感知的，「以某種方式環繞在時間之外的無時間。」（約翰·伯格，《留住一切親愛的》，2015:200）

在這樣的時間裡，我們將隨布萊伯利令人屏息等待的文字，想像1950年代的美國；也將隨楚浮有別於原著的影像敘事，遙想那1960年代的世界。

無法全程參與的朋友，也歡迎只來播映會或討論會。另外，沒讀完書也不必有太大的壓力，歡迎帶著你的記憶，點燃一隻火柴。

【以下是聚會的相關資訊】

選書（臺大電影研究社）：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華氏451度》（ Fahrenheit 451），1953

選片（臺大電影研究社）：法蘭索瓦·楚浮（François Truffaut）《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66

時間：2016/10/23，15:00-17:00 觀賞電影，19:00-21:00 討論聚會

地點：電影將於臺大第二活動中心601教室播放，後續的討論聚會將移動至永樂座（時間不方便無法全程參與的朋友，也歡迎只來播映會或討論會喔）

永樂座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1弄6號

主辦單位負責人聯絡方式：0975807213



（寫於20161011）

電影社《真實的叩問》讀書會速記，之二：虛構的溫柔

「虛構出的故事是謊言，述說著真實的樣貌，一次又一次。」

——尼爾·蓋曼（Neil Gaiman），《華氏451度》導讀，2015:7

在這學期的社課規劃中，我們將進行一次不同於此次讀書會方式的聚會。我們將讀書，也看電影，我們所談論的將不是表面的資訊與知識，而是雷·布萊伯利在《華氏451度》中所描述的、圍繞著火光的人們的狀態：「在那團火焰周圍始終一片寧靜，那些男人的臉龐亦顯得安詳，總有時間的，總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坐在樹下、坐在生鏽的鐵軌旁，觀賞這個世界，憑藉眼神讓世界翻轉，猶如把世界放在火堆的中心，這些人共同鑄造出一塊鋼鐵般。」（2015:213）

這本書，也就是我們在那次聚會時所將閱讀的書。那時或許會是如葉慈（W. B. Yeats）的詩句——吳明益在《複眼人》中，將其作為後記的名字——「給與我傾談向火的人（To Some I have Talked with by the Fire.）」。

而我想，朋友C在我們一連串關於「真實」的談論中，問出了更加深沈而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大家要恐懼虛構？要否定虛構？它真的與真實違背嗎？」這個問題使我想起《華氏451度》，這本虛構的小說，在多少人心中迴盪真實的回聲。

在讀書會當下，我尚未閱讀過《華氏451度》，而從最近累積的一些記憶與觀察中試著回應。我提及了《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在這本書中，奇士勞斯基說明了自己之所以由紀錄片轉而創作劇情片的原因：「並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被描述的。這正是紀錄片最大的問題。拍紀錄片就好像掉進自己設下的陷阱一般，你愈想接近某人，那個人就會躲得愈遠。⋯⋯我害怕那些真實的眼淚，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權利去拍攝它們。」（Danusia Stok編，《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1995:134）

當時閱讀至此的我在一旁寫下「虛構所帶來的溫柔」。而紀錄片《浩劫》（Shoah）導演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話語——「猶太浩劫的獨特性就像周遭被火炬環繞，這樣的邊界無法跨越，因為最極致的恐怖是無法表達的。若有人敢誇稱已經跨越這道界線，那是觸犯了最嚴重的禁忌。」——對我來說，也都是一樣的面貌。香港作家董啟章也在他的短篇小說〈永盛街興衰史〉中，創造了一個返回香港的男子。他說：「在殖民地走向終結的時候，我們忽然醒覺到自己腦袋的空白，急於追認自己的身份，但卻發現，除了小說，除了虛構，我們別無其他的依仗。歷史敘述變成了小說的一種，沒有人能堅持自稱純粹整理史料的偽裝。」

溫柔從何而來？或許是從堅定地肯定界限的存在而來，那界線就是朗茲曼所說的「邊界」。朋友D隨後說的、引用自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話語「奧斯維茲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相同的意義。邊界之後的世界只能夠由虛構而得，正因為那世界的真實，是我們永遠抵達不了的彼岸。

（寫於2016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