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能幫助人面對許多苦痛。在我出了急診室、一位朋友得知我進急診室的原因後，用訊息對我說：「忘記是哪一個詩人說勇氣是年輕人閃閃發亮的鎧甲。」啊啊，的確是這樣，在旅途中受了傷之後的傷口總是閃閃發亮，而佈滿傷痕與皺褶的身體是美麗的。
當我在顛頗的山路下坡時，早已察覺到煞車失靈了，於是我只能順著山路的走向滑下去。然而這條從水璉翻海岸山脈到月眉的「花蓮38-1」，在過了8k之後便十分地陡，佈滿了碎石與爛泥（天啊，真的是我騎過最爛的路），現在回想起來，人還在車上時的震動程度，大概是連牙齒因震動太過劇烈，而發出的咬合聲音也聽的一清二楚的那種。我很快在6至7k處面臨一個大轉彎，然而我已經完全無法把鐵馬的龍頭拉回來了，於是直直地衝撞上山路旁的柵欄。我想，或許那瞬間除了沒把握把龍頭拉回來之外，大概還靠著身體直覺吧：幸好是撞上柵欄，也幸好有柵欄，否則我絕對不是只縫了十七針而已。
我的反應速度可能還是太慢了，照朋友的說法便是「哎，你不太會摔車」。察覺煞車失靈的那段時間裡，其實並不存在著真實的時間。如果說去年山難時的墜落，時間就好像被竊取、損毀，或是憑空消失；那麼這次倒比較像是那時被收去的時間，突然又降臨在我的身體上。只是在這段無限綿長的時間裡，我意識清醒地明白自己必然卻無法阻止的結局，那時，我腦內填塞著「煞不住了」、「要撞上去了」之類的念頭。「無法阻止的必然悲劇」，就像典型的希臘式悲劇似的。
啊，不過我倒不覺得自己經歷了一場悲劇。我異常冷靜地確認自己頭部沒有外傷後，把車扶起靠在被我撞開的柵欄上，這時才察覺長褲上有著血跡。血跡的範圍並不大，痛覺也尚未像風或者海浪之類的事物朝我湧來，於是我猜大概只有擦傷而已。我緩慢地捲起褲管，然後經歷了「絕無僅有的一刻」。
絕無僅有的一刻有著這樣的特質：你在其中感到自己經歷了永恆，而讓你產生這樣感受的事物，甚至超出你的理解與經驗範圍之外，因此就好像與神照面似的。在那一刻，我看著幽暗、幽深、如同隧道一般讓我彷彿聽見回聲的傷口，就像是與某種生物的古老眼神，出其不意地交會一樣。「赤裸」。是的，在交會的那一刻，雙方同時都被剝去了外衣，回到了吃下善惡果之前的赤裸軀體，同時不感到羞恥。
傷口目測有七公分長，十分地深，我猜或許有兩公分左右的深度。脂肪層已經翻了出來，但還沒有到見骨的程度。我深吸了一口氣，連忙用雙手固定傷口的縫隙，這時一同騎車的朋友出現在路的另一端，我記得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傷口很噁心，不要看。」朋友在聯絡上救護車後，對我說：「欸，你是我看過最冷靜的傷患。」我則回他：「人生比這難的事還很多呢，不受點傷哪較活著。」雖然是一貫垃圾話的語氣，不過我倒是十分認真地這麼認為。
人總要經歷有力的苦痛。我所喜愛的紀錄片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便曾在座談時說，現代人太容易覺得「危險」是不好的事物，並把它排斥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然而危險是生命的常態。生存在世界上，本身便是危險的。
而令我重新相信影像的力量的導演沈可尚，也曾說他在拍攝《築巢人》時，感受到一種直覺：他必須把自己放置在危險的「氣泡」之中。在他的拍攝過程裡，他必須確保被他拍攝的對象，同樣有著對抗他的武器（而這樣的武器時常比起攝影機更加赤裸）。
沈可尚在《築巢人》的訪談時，也提及「觀看的距離」。在我的理解裡，那是一種「疏離感」。我相信對於影像有一定敏銳程度的人，都能較為輕鬆地在日常生活中施展這樣疏離的技藝，也就是漢娜·鄂蘭在《心智生命》中所說的、心智運作的必然條件便在於「遁離於表象世界之外」。
正因為距離如此重要，它能幫助人面對許多苦痛。而我確實不覺得自己經歷了一場悲劇，甚至有點驕傲。我想起那本小說中的話語「痛苦的生命才有尊嚴」，雙手上的血已緩慢凝固，而這時輕柔的風、蟲鳴與心底的微笑，也緩慢凝結成那堅實、堅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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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救護車上的角度十分適合看雲，然而我依舊不太會認雲的名字。一旁的醫護人員正幫我測血氧與血壓。我偶爾也用手機的備忘錄記下今天騎車時曾思考的、摔車後曾觀察的事物，許多時候，則想起了當我信任著心愛的車，賣力踩下踏板爬升到高處時，所見到的景色。群山就在雲裡，而海在彼端，太陽光每日都從海上來，並緩慢地覆蓋上陸地。
比起縫腿部，記憶中縫臉痛多了。幸好腿上的傷口並沒有傷到肌腱與骨頭，只要好好養傷，往後車還時能騎、山還是能爬、路也還是能走下去。由於傷口十分地深，因此得要縫兩層，後來護理師數給我看，說內層（脂肪層）大概縫了7-8針，外層則縫了9針。她是個十分健談的人，在縫針的時間裡，我們從歷史與歷史系，聊到護理師的工作環境。《夜的盡頭》裡有一章也提及了醫療人員的夜班制度，然而書還留在台北的宿舍裡，只能等待回到台北時再重新翻閱。
因為傷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好起來，又不能讓家裡知道自己又受傷了，返家的日子便得一再拖延。而返回北部卻迫在眉睫，明日便得從東華大學經歷漫長的轉車回到台北，希望傷口一切安好。
（寫於201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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