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期末課業的緣故，我不得不暫停書中更多細節的重讀與求索，書寫這篇幫助我拼湊起首次閱讀時的所理解劇情，但依舊僅是理解一部好小說的渺小起始而已。）
「就像許多作家一樣，我也對記憶的柔韌感到著迷，我們順應自己的方式來塑造它；而在這麼做的同時，我們可能毫無所覺。我們記得、闡釋，和修正回憶的方式，使得我們充滿人性。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寫道：『人和過去（即便只是幾秒之前的過去）因為兩種立即發揮合作效果的力量而分離：忘記的力量（抹除）』和記憶的力量（改變）。」
——陳團英，《夕霧花園》，〈台灣版獨家作者序〉
陳團英於1972年生於檳城，由於父親工作的緣故，幼年時期曾在馬來西亞的許多城市居住。他對文學的著迷起源於年幼時所閱讀的伊妮·布萊敦（Enid Blyton, 1897-1968）著作，並形容童年時的自己為「書蟲」；進入青少年時期後，他的閱讀範圍更加廣闊。在一門文學課堂上所獲得的優異成績，使陳團英第一次嚴肅地看待文學。而影響他最為顯著的作家包括：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維克拉姆·賽斯（Vikram Seth）、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以及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
陳團英於英國倫敦大學研讀法律後，於吉隆玻的法律事務所就職，並在2000年時離開馬來西亞前往南非，現居於開普敦。他的首部長篇小說《雨的禮物》（The Gift of Rain）入圍2007年英國曼布克獎初選名單。第二部長篇小說《夕霧花園》（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入圍2012年英國曼布克獎決選名單，並於同年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為首位獲得該獎項的馬來西亞作家。此外，該書亦於2013年獲得英國華特·史考特歷史小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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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力去理解時，彷彿原本應該譴責的罪行，卻變得不是那麼應該譴責；努力去譴責時，好像本來可以理解的罪行，卻變得不是那麼可以理解了。」
——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朗讀者》（引用自陳明成，《陳映真現象》）
「我覺得戰爭已經撕裂了時間本身的結構。」
——陳團英，《夕霧花園》
《夕霧花園》以多重時空交疊、錯置的敘事結構，在記憶的此端與彼端之間來回穿梭，當回聲從光陰的遠坡上滑下，渴求忘懷、無能忘懷、必然忘懷皆燭照了書中人物現存的處境：不堪，然而富有尊嚴。
小說以第一人稱「我」敘事，藉由張雲林的主觀視角，追索一段無法自她生命中剝離或轉化的往事，整部小說的敘事手法便如同記憶的本質：完整的過去並不存在，而是被分割成非連續的片段。而那些未曾被說出口的、已然被說出口的物事，皆潛藏在人們若有似無的眼神、花園無意隱藏的細節之中。故事分為多個時空，粗略可分為「一九八六年的現在（馬來亞已於一九六三年獨立為馬來西亞聯邦）」、「馬來亞緊急狀態（Malayan Emergency，英國殖民政府政策）時期的過去」，以及「日據時期（太平洋戰爭）的過去」。而後者（日據時期的過去）在整部小說之中，全然是以回憶的述說形式出現。
一九八六年，六十三歲的張雲林提前兩年自法官職務上退休，從吉隆坡來到金馬崙高原上的夕霧花園，並在無法抵抗的逐漸失憶、失語之中，竭力追索四、五十年前二次大戰結束後幾年的過往。在她追憶的同時，一位來自日本的歷史學者吉川達治的介入宛若一個逐漸旋開的螺絲、一把沈重轉動的鑰匙，雲林與他從一開始不信任的互動、察覺他隱晦的悲傷神情、與他一同自我揭露個人的生命史，到最後打開了封藏許久的秘密之門：「金百合計畫」。真相便如池中的石頭，透過水的折射，以動態的身姿顯現。
一九四一年，日本登陸馬來亞東北海岸，「大家總以為日本是由侵襲珍珠港開始，才加入世界大戰，但其實馬來亞是他們踹開的第一道門。」開啟了馬來亞日據時期。雲林的父親張文豪原先為親英派，在南京大屠殺時由於對英國殖民政府的無作為感到失望，逐漸轉為支持中國國民黨，並於一九三八年在國民黨指示之下赴日參訪。此一參訪是小說以「日式花園」為主軸的重要原因，張雲林與姊姊雲紅在參訪時著迷於日式的花園，進而成為她們日後身處「金百合」拘留營的精神支持；此外，參訪亦是張家被日本皇軍是為反日份子的關鍵。（而一九八六年的張家，父親張文豪成為了獨立談判中的中共顧問，致力於推動馬來亞獨立；母親滯留於創傷之中而失憶失智；姊姊雲紅早已在日本戰敗時，與拘留營的所有囚犯及士兵一同被活埋；大哥建福則成為馬來亞的警察。）
日據時期開始的前幾年，中村有朋失去了天皇御用園林師的身份，以神秘的姿態輾轉來到馬來亞，於金馬崙高原上的夕霧花園隱身，並援助許多日據時期下的受難者，使他們不必被迫前往緬甸修築鐵路，或待在拘留營為日本軍人服務。他與同樣位於金馬崙高原上的馬久巴茶園（不同於夕霧為一日式花園，馬久巴則為英式熱帶花園）園主麥格納斯結為好友，即便兩者之間的友誼在日本佔據馬來亞後逐漸轉淡，卻依舊存在著深厚的情感。麥格納斯是南非波爾人，於上個世紀末參與了英國與波爾人的波爾戰爭，在戰爭中失去了一隻眼睛，並於二十世紀初來到馬來亞，由於自我的族群身份認同，他始終在馬久巴茶園懸掛著川斯瓦的旗幟，在他的胸前，恰是心臟上方的位置，有著中村有朋為他紋身的川斯瓦旗幟圖樣。他將自己的茶園命名為「馬久巴」，便是他「紀念這場戰役（波爾戰爭）的方式，英軍在這場戰役全軍覆沒，而且我很高興知道，在馬來亞和整個東方，只要人們喝茶，就會喝進一點馬久巴。」
雲林對於戰爭期間極端的創傷記憶，即便透過致力於戰爭罪行法庭繁忙的事務加以排除，仍舊在許多片刻，那些以為早被埋藏的記憶通道突然開啟，甚至，身體幫她深刻地記住了創傷。她說：「我從沒對任何人提過待在拘留營的那三年，只是盡量低調度日，不去想它，而且通常都做得很好；但偶爾記憶還是會找到出路，透過我所聽到的一個聲音、某人說的一個字，或者我在街上聞到的一種氣味。」
陳團英在小說開頭便寫道：「對於他（中村有朋）的同胞在姊姊和我身上所施的一切暴行，他並未道歉；在我們初識的那個煙雨濛濛的早晨，他對此未置一詞，後來也隻字不提。什麼樣的言語才能撫慰我的痛苦，讓姊姊回到我身邊？不可能有。而他明白這點。沒有多少人明白這點。」
這或許便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以該語詞用法、語義形構、政治、法律、宗教與哲學層次追索並討論的主題：「寬恕（pardon）」。寬恕的狀態如何在記憶依舊存在時到達？無法忘懷人類集體罪行下創生的極端傷害，傷痛便無從、無能轉化。雲林無可避免地將自身遭遇的極端痛苦，詮釋為對於世界的敵意，並因此落入了民族主義式的戰後清償語境之中。面對著戰後對日人抱有強烈仇恨的雲林，麥格納斯說：「在戰場上，他們（英國人）殺不死我；在戰俘營，他們也殺不死我。……但懷著我的怨恨四十六年……那會殺死我。」他以老者的姿態給予雲林入骨的勸戒，或許是參與過波爾戰爭，並成為英軍戰俘的經歷，以及經過長久時間的掙扎與痛苦，揉合成他現在的柔韌面貌。
陳團英以與麥格納斯同樣的柔韌，寫下雲林一面懷抱著傷痛與仇恨，一面在一次次暴露於與日人相處的環境中時，所體悟到的悲哀：
「我用手掌惦惦信封的重量。『我以為會更重一點。』
『你需要多少張紙才能告訴你兒子說你愛他？』他（秀吉守）答道。
我盯著他，這個人下令屠殺全村的居民，我感到深沈的悲哀，為他，也為我們。」
創傷的記憶依舊存在，和解的彼端、唯有忘懷才能擁抱的寬恕依舊遙遠，唯一能掌握的竟是無可責怪的悲哀。在雲林與吉川的一次對話中，他向雲林為日本二戰時的罪行致歉，並得到雲林「你的道歉沒有意義，它對我沒有價值。」的回應，吉川接著說：「我們並不知道我的國家做了什麼。」再一次，無面目的加害者如霧一般籠罩每一個個體，個體之間被賦予的加害與受害的界線漸漸模糊，雲林所說的「我已經和我所知道的世界斷了關係，我的腳下不再有影子。我覺得自己好像穿過一片雖然熟悉，但我同時又認不得的風景。」不嘗也是身處戰爭之中的必然特質。
由於戰後雲林任職於戰爭罪行法庭，審理許多馬共恐怖份子的案件，以嚴厲的手段在馬共之間成名，夕霧花園管家阿昌參與共產黨的哥哥，便希望雲林能夠幫助他向政府投誠。雲林的協助為她、馬久巴茶園與夕霧花園招致日後馬共的攻擊，麥格納斯因此在一次馬共的攻擊之中喪生。在一九八六年的（小說中的）現在，夕霧花園與馬久巴茶園由麥格納斯的姪子菲德瑞克管理。菲德瑞克在二戰時參與盟軍在緬甸的戰爭，並在戰後跟隨原先的舊軍團，來到馬來亞對抗馬來亞共產黨。在雲林初識菲德瑞克時，兩人之間產生了曖昧的情愫，然而之後雲林與有朋的戀人關係使菲德瑞克將被棄的委屈展現在對於夕霧與有朋隱晦的敵意與否定之上。即便如此，他依舊成為支持此時（一九八六年）雲林面對失憶時的支持。
除了中村有朋沈默、隱身、超脫的形象，陳團英創造了吉川達治作為另一位小說中佔有重要份量的日本人，並以他為支點，側寫了神風特攻隊隊員無以名之、不可言喻的內在狀態。戰後的吉川從不去靖國神社、致力於揭露日本戰爭罪行、對於自己幾近殘酷與羞愧的自我負罪，源自於他與飛行教練造全大佐之間即便無須言語，依舊能深刻地在死亡氣息環繞的時日中，替對方刻下歲月的皺紋。就如葉慈（W.B Yeats）那首〈一愛爾蘭飛行員遇見自己的死亡〉：「一切都是枉然，過去的歲月，將來的光陰，唯有此刻是生死交會之際。」陳團英以內斂而真實的情感，在無聲與發聲間寫出了在結構中存活的個體，如何承擔（How to bear, the unbearable sorrow?）無法承擔的悲傷？——那些悲傷或許來自於承諾與責任、來自於效忠與紀律、來自於愛情與奉獻。
「結果我成了永遠沒有落地的櫻花，從來沒有直接向日本人民發表過講話，一向沈默的天皇，如今卻因戰敗而不得不發聲，而他的這個命令卻使我獲救。戰爭結束時，我二十二歲。裕仁天皇做了歷來天皇頭一次對人民的廣播，要我們接受戰敗，『忍所難忍之情』。
「他說的多麽正確。我一直在忍受。」
吉川的眼睛將永遠追逐著蒼鷺，那是永恆地紋在造全大佐身上的紋身，就如同吉川對著雲林說：「刺青可以永久保存。」而造全大佐身上的紋身、「金百合計畫」的秘密，也使線索再度通向了中村有朋，吉川一九八六年置身於夕霧花園，成為解開雲林幾十年來疑惑的鑰匙。
一九八六的雲林面臨著如同波赫士老年時的哀愁——「我不想死在我不瞭解的語言裡。」於是她自我背負了使命，同時也是找尋美善的方式對待記憶，令它停駐在美麗的永恆彼端：「趁著我在這裡，我該把花園恢復為原本的樣貌，有朋還在時的樣貌。」她接續著說：「我現在非得這樣不可。夕霧很快就會成為唯一可能對我說話的事物。」
如果記憶是借貸，便存在著償還的預設，而或許那便意味著遺忘；有朋認為園藝的「借景」本身便是一種欺騙，也或許，陳團英藉由這本美麗、精緻、如金絲燕唾液的絲縷在悲傷的空氣中緩慢硬化的小說，以月光一般的文字照亮讀者，告訴我們：記憶的欺騙本質，何其美麗與哀愁。
（寫於20160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