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高三下學期在準備備審的時候，我看著學測前所書寫的文字，內心是膨脹的悲傷與自厭。那時，我對內心的關照，多於對外界的義憤，由於不願逃避內在的悲傷，我拒絕了接收外界的繁雜。這時候寫備審，幾乎等同於說謊。種種殘酷導致的內疚，內化為對自身的譴責，持續至大一上學期依舊如此。
這麼想想，也快一年了。
今天是開學的第一天。昨天與一位剛寫完影評的朋友，聊到柏拉圖洞穴預言與電影院的比喻，於是便翻找出去年暑假的隨筆(也提到相關的概念)。看著過往的文字，與字間流淌出的時間氣息，便也比較能夠稍微說出，寒假以來自己發生了什麼變化吧。
寒假剛開始的時候，我下定決心，放下表露的意欲。這時候說起來，倒是讓我想起了始終沒能詮釋，因而也始終存在心底的電影《慢性病》，那時看完電影，已經是午夜了，我疾走在西門町的街頭，外頭的世界是模糊而顫動的光點，直到回到了宿舍，我依舊不甘於睡眠，卻仍找不到任何通道，讓這份情緒懸置延續，或是轉化吸收。至今，我對這部電影仍然僅能以簡短的字詞，標示著它對我的意義：「沈默的承擔」。近期看《索爾之子》，也有類似的觸動。面對這些我從未真正想像過的生命形式，我往往喪失了所有先前緊握的信念，但我無比享受那低調戰慄的時刻。
放下表露的意欲，無非是奧罕帕穆克所說的：「要想寫得好，首先必須厭倦外界干擾；要厭倦外界干擾，就必須進入生活。」
讀王定國的《那麼熱，那麼冷》，第一次在讀小說時有這樣的感受：暗淡的喜悅、含蓄的悲傷。保羅索倫提諾近期在臺灣上映的電影《年輕氣盛》中，年邁的導演對著一同編劇的年輕人，調動望遠鏡，他說：「當你年輕時，看到的事物就像這樣，所有東西近在眼前，那是未來；當你年邁的時候，所有事物遠如天邊，那是過去。」
讀王定國，就像是那顆遠如天邊的鏡頭。他已經遠遠地站在那裡，傾訴著回憶的語言，似乎總能以「是時候讓我為你說個故事了吧⋯⋯」作為故事的開頭。就像他說，他喜歡將片刻的感受寫進字條中，一一投進存錢的筒子裡，而他現在把字條拿了出來，述說了早已有著結局的故事。
他在〈落英〉一篇的初始，是這麼寫的：「人生每件事情在出錯之前往往都是對的，啊我總算明白。」我也是近日才明白，事物在找到之前往往都是不存在的。包括信念。所以，還是不要放棄變好的可能吧。
前幾天上課時，講師提到了薩伊德引用一位十四世紀印度學者的話語：「作一個初學者，他熱愛自己的家鄉。作一個強者，他愛全世界。作一個完人，他什麼都不愛。因為一個初學者，他會把他的愛全付出在一個地方；一個強者，他會把愛推及全世界；可是一個完人，則對這世界止息了愛。」(Said, 1993)。薩伊德的無家可歸者（homeless），不也是梭羅的漫步者：「征途就是他們的家園。」
里爾克的原人、薩伊德的完人、梭羅的漫步者⋯⋯。
寒假以來，算是稍微走出了先前的虛無狀態吧，嘗試著慢慢地寫故事，一天寫不到幾個字，寫不下時，就看書。很多時候，倒也像王定國如此描述自己的：「對於喜歡的事物偷偷抗拒著，我一直是這樣的人呢。」
在這樣的抗拒之間，或許產生了力道也不一定。我尤其喜愛奧罕帕穆克《別樣的色彩》中的第二輯「書與閱讀」，其中有一篇〈論閱讀：文字與影像〉，他提到讓他覺得閱讀充滿樂趣的原因之一是自我意識：「閱讀時，我們內心會有一部分抗拒著不肯完全投入其中，並慶幸自己能執行如此深入的知性任務，也就是閱讀。這一點普魯斯特非常了解。他說有一部份的我們留在文本之外，注視著我們身前的桌子、照亮盤子的燈、周圍的庭院或是更遠的景象。我們注意到這些事物的同時，也在品嚐孤獨與想像力的運作。」
（寫於20160222）
